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研究述评--基于2000-2014年的文献

破解“三农”难题的重中之重在于农地产权的进一步变革与创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流转将是土地第三次革命性变革,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和生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近年来学者们主要从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绩效、土地流转与法律制度、土地流转与城镇化、土地流转与农村金融等方面展开了重点探讨。从这些研究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渐次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趋向多元,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仍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     

城乡发展一体化视域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研究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既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又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目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临诸多问题和约束,现阶段推进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应以土地确权为前提,以土地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有效分离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内容,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土地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为目标,以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为外部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我国的农地制度对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影响

当前“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国计民生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因地制宜的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当前的农地制度阻碍了土地的流转,成为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绊脚石。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的农地制度如何阻碍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施。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以河南省为例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所以现实中并不存在农业生产的最优规模,只能是适度规模经营。河南省人多地少,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三农"问题尤为突出。适度规模经营是解决河南省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现代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随着农地流转速度加快,河南省农业规模化经营态势日趋明显,农业基础设施条件逐步改善,现代农业技术和农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稳步提升,规模经营效益逐步显现。为解决农地流转比例仍然偏低且区域不平衡,资金短缺、融资难,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河南省农业适度规模必须结合区域人地关系状况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积极发挥政府的规划、引导、扶持、服务和管理职能,逐步建立健全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激活土地流转供给和需求的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突破农村土地流转制约瓶颈的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在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地流转成为推进“三农”发展的关键。只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目前,河北农村土地流转虽已具备一定规模,但仍存在制约瓶颈,导致土地流转效率低、成本高：土地流转模式较为单一;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不发达、流转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等。对此,应采取相应对策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包括：政府加大对土地流转的引导和监管;创新土地流转信托高级模式;完善农地流转信托机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关于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讨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闲置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农地流转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仍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农地流转模式及如何合理地选择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形成农民土地流转的动力.     

城乡发展一体化视域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研究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既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又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目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临诸多问题和约束,现阶段推进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应以土地确权为前提,以土地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有效分离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中心内容,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土地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为目标,以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为外部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促进吉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对策

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实践的产物。它不仅解决了农村土地撂荒等现实问题。而且推动了土地规模经营，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把农业向现代化推进。目前，我省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也较多，但土地流转是一新生事物，它的实践和作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土地流转实际问题，应采取促进土地合理流转的对策。     

农地非法流转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地私下非法流转严重,且没有得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有效制止,直接威胁到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的执行和粮食安全。这种农地私下非法流转的蔓延是现有制度安排之外存在的潜在利润以及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的。实践中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土地自身追求流转效率、保护农民利益及推进城市化进程出现了矛盾。为了有效解决农地私下非法流转难题,可以从在城市周边为进城农民提供相应的居住设施、让农民的长远收益大于当前的一次性流转收益、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新时期河南省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农地流转是新时期解决中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现代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基于农地流转对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的阐述，总结了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基本特点并深入分析了河南省农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新时期规范和促进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贵州农地流转模式的调查与评价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适应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用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生产组织形式，并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农民面向市场发展生产，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有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文章考察了贵州现行土地制度发展的困境，并以农地地流转实践中的几种农地流转模式为实证对象，试图分析我省农地流转及其存在问题。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进城但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耕地细碎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目前农业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分析发现,三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机械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适应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要求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目前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阻止耕地细碎的恶化,但没有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需要设立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重点培育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问题——基于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的分析

为了确保农村土地的正常流转,要求建立明晰的产权结构,因而也就产生了土地确权的要求。本文旨在通过描述目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的背景及现状,运用马克思的资源配置理论中的土地产权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对土地确权流转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并且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相应的从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抑制"非粮化"、确保农民主体地位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探索土地问题的解决途径

从历史上看，农民的增收问题从来都是同土地产权制度的安排以及如何使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从变革中可以看出，土地问题确实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现实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

劳动力和土地作为经济社会的两大要素,二者的配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效益,其同步发展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密化的农业人口压力已基本缓解,但合乎逻辑的大规模快速农地流转却没有发生.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不一定引起农地流转,现实中大幅增加的兼业农户减缓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与区位特征关系密切,较高的劳动力流动率并未带来较快的农地流转率.结合现实,可从农户、土地和政府3个方面考察其根本原因,旨在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思路.     

农村土地流转:实物流转还是价值流转

自农村土地允许流转以来,农村出现了土地稀缺、大量抛荒和粗放经营并存的现象.要解决农地流转激而不活的现状,就必须对农地流转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一般来说,不论是土地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参与流转本质上都只是土地权属关系的一种转移,只要权属关系能正常转移,土地就能有效地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作用的只能是土地的价值权,即农地价值流转.因此,当前需要理顺农地产权的权属关系,构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促进农地市场化.     

北京郊区农地流转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总结了北京郊区农地承包经营及流转的主要做法、经验和模式,分析其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最后提出了完善农地的产权体系、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管理服务机制等政策建议。     

战后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实行“耕者有其田”，确立自耕农体制阶段；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建立“自立经营农户”阶段；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阶段；鼓励土地向“合意的农业生产单位”集中，提高农业竞争力，突出强调农业多功能性阶段。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给我们很多启示：强化土地承包权，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协组织；推行农业人养老金制度：培育农业专业经营主体——“认定农业生产者”；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