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 （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 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乡村民宿外来经营者投资风险感知对效益期待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目的 探讨外来经营者投资乡村民宿时的风险认知如何影响心理预期和后续行为决策以及这一关系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对于乡村民宿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 文章以现代民宿发源地莫干山地区为例,首先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识别外来经营者投资乡村民宿的特殊性风险要素,其次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体风险要素识别能力与投资效益期待的影响关系及其代际差异。结果 （1）外来经营者投资乡村民宿的风险结构包括系统性经营风险、乡村环境风险及其个体身份特征风险等;（2）外来经营者对不同风险的认知差异化影响了其投资效益期待程度;（3）投资风险认知对效益期待的影响在新生代群体与亲代群体中存在代际差异,其中新生代群体风险认知较强但对投资乡村民宿的效益期待呈悲观倾向,亲代群体则相反。结论 未来需引导我国乡村民宿投资市场回归理性,通过政策细化使新生代外来经营者重拾投资信心,并通过民宿经营者互动平台建设增强亲代外来经营者风险预警意识,以减少投资失败情境、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与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8年数据构造两期平衡面板数据,以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并运用PSM-DID模型和逐步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使其将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减少3.89%;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相对贫困风险的抑制效果在收入较高或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更好;机制检验表明改善储蓄和健康水平是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影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围绕可行能力从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适时调整老年人医保待遇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保险+期货”模式与农户增收——基于全国124个县的多期双重差分估计

目的 “保险+期货”作为我国金融支农的重要创新，对农户实现增收起着关键作用。在农产品价格风险成为农户主要风险的背景下，分析“保险+期货”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将“保险+期货”试点视作外部冲击，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11—2020年中国124个县的面板数据，估计“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结果 （1）“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了2.75%。（2）“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对贫困县农户更为明显。（3）“保险+期货”试点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是逐年递增的，试点第5年增收效应达到上限。结论 建议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优先在脱贫地区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并且积极探索建立收入保险。     

多维视阈下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分析

目的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4 445份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收入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入手,构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分析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 （1）在收入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相比未流转户高12.07%,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2）在贫困脆弱性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贫困脆弱性比未流转户低5.13%,西部地区贫困脆弱性水平为0.419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3）从土地流转方式来看,土地转出户的贫困脆弱性比土地转入户显著低0.018,通过PSM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结论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土地流转特征出台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

目的 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农业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文章拟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农业保险是否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影响。方法 文章基于2021年山东省348家种植业家庭农场为样本,运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因家庭农场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种植粮食作物（相比于经济作物）、农业收入占比高、风险偏好程度大的家庭农场更倾向采纳农业技术。结论 农业保险促进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从农业保险对接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作物的保险补贴力度和保障水平以及加强农业保险宣传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寻甸县贫困格局与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之一。科学揭示县级区域贫困格局、分析致贫因子,可以促进县级区域性减贫战略更好地实施。方法 文章运用多种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贫困格局,多维度剖析该区域致贫因素。结果 （1）寻甸县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贫困空间效应,其贫困发生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性。总体上,寻甸县南部、县政府所在的街道仁德及其附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普遍较低,该县北部的联合乡、六哨乡、甸沙乡等乡镇贫困发生率居于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乡镇的区位条件和地形条件相对较差。（2）相比2014—2016年,2017年寻甸县各乡镇（街道）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其原因主要是2017年该县对所有排查出的“问题户”进行整体性的高强度整改、使得2017年末该县多数贫困户得以脱贫。（3）空间误差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的增加、每公顷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降低均可促进贫困发生率下降。结论 多数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新时期中国西南山区贫困格局、致贫因素、减贫路径及模式,亟需深入研究,这也对强化贫困地理学的研究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中国柑橘生产布局变迁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农户决策视角

目的 从农户决策视角研究柑橘生产布局变迁机制对优化我国柑橘生产布局、解决柑橘“卖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借助Nerlove模型推导出果农种植行为对上期种植面积、上期价格、上期成本的响应函数;基于该响应函数,运用1985―2018年柑橘主产省数据构建面板模型从微观视角探讨我国柑橘农户种植决策影响因素,藉以从宏观视角分析我国柑橘生产布局变迁的驱动机制。结果 （1）浙—闽—粤地区种植面积显著减少,赣南—湘南—桂北和鄂西种植面积快速增加,长江中游种植面积缓慢增加,柑橘种植呈“西移内扩”布局;（2）劳动力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水平是决定柑橘生产布局的关键因素;（3）浙—闽—粤地区较高的人工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水平导致果农种植积极性不高,而赣—南—湘南—桂北、鄂西地区较低的人工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水平导致果农种植积极性较高。结论 优化柑橘种植布局,需要考虑劳动力成本、非农就业机会、工资性收入水平对柑橘种植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浅析

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利用CHNS农户匹配样本,探讨家庭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退出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农户贫困更多表现为暂时性贫困,保持贫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2）健康冲击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而且会影响家庭的长期收入水平;（3）健康冲击加大了非贫困户进入贫困的风险,从而对家庭的长期贫困产生影响,迫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肉类价格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目的 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导致猪肉等畜产品市场供需结构性、区域性失衡，进而导致肉类价格大幅波动，不利于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覆盖全国30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西藏），包括猪牛羊和白条鸡四大肉类价格和非洲猪瘟疫情指数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研究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等主要肉类价格的冲击和影响在重点、约束、适度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2的区域异质性。结果 （1）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区域不同肉类价格的影响存在着正负向不趋同的方向性差异，在冲击程度大小和时滞期上均存区域异质性；（2）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省份间猪肉等肉类生产流通和供需形势、及非洲猪瘟发生发展程度的差异是非洲猪瘟疫情对这些肉类价格冲击影响异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结论 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亟需进一步优化生猪等畜牧产业布局，加快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市场风险预警调控机制，加快实现产需顺畅匹配，确保畜产品市场总体平稳运行和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国肉牛规模化养殖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目的 探究我国肉牛规模化养殖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为推动肉牛规模化养殖、提高牛肉生产能力以确保基本供给提供政策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2007—2020年我国16个肉牛主产省面板数据，首先分析肉牛规模化养殖变动趋势及省际差异，然后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肉牛规模化养殖影响因素。结果 （1）我国肉牛规模化养殖水平东北地区相对较高，西南地区最低。（2）省域内饲草料生产能力、固定资产能力、机械化水平、城镇化率和工资性收入水平越高、牛肉消费潜力、政策扶持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肉牛养殖规模化水平越高。（3）提高牧草生产能力对促进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等西南地区的肉牛规模化养殖更为明显，提高饲料生产能力和牛肉市场消费潜力对促进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北方地区的肉牛规模化养殖更为明显。（4）小、中规模肉牛养殖受资源禀赋影响更大，中、大规模肉牛养殖受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和政策扶持影响更大。结论 发展肉牛规模化养殖需充分考虑区域和规模的差异性，从稳固饲草基础保障、完善肉牛扶持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养殖技术水平、优化养殖规模布局等方面着手，推动肉牛规模化养殖快速发展。     

21世纪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

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重要基石,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和减贫经验总结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及内生机制。结果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密度、河道密度和铁路密度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1.424、0.03和0.05个单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和每公顷塑料薄膜用量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0.122、0.212和0.011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每千人播种面积,农村人均教育水平和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也发挥着积极的减贫作用。由减贫机制可知,农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和增加农业产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和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结论 应尽快完善农田田间道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村减贫。     

风险认知、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江苏省扬州市418户农户调查的数据

目的 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两者中的调节作用,探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江苏省扬州市41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测度风险认知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并运用Logit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1）实证结果表明,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影响,而社会信任则有正向影响。（2）具体来看,风险认知对高社会信任农户和低社会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意愿均有负向影响,社会信任能缓解风险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都有助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提升;区分在城镇有无住房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3）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和房屋居住年限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承包地面积和距离县城距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 为进一步推动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应该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各项保障政策,改善和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以及构建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和政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 （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农业技术进步、空间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2007—2018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方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并设置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农业技术进步分解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结果 （1）中国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农业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缩小当地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3）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农业技术效率则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 农业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进行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同时加强省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使区域间农业技术的创新、转化与扩散。     

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 优化乳制品消费结构、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保持消费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途径提升乳制品消费水平,加快乳制品消费转型升级,助力居民营养健康。方法 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城乡之间的因素差异。结果 （1）收入增长可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乳制品消费量,在利用IV-Hekit模型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增长可通过丰富乳品消费种类加快乳品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乳品消费频次形成结构化膳食两条路径增加乳制品消费;（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种类和消费频次的提升作用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结论 增加城乡居民对乳制品的消费,需引导居民形成多元化健康饮食方式,带动乳制品加工营养化高值化,推动地方特色乳业发展;强化乳制品消费引导和配送体系建设;组织实施低收入人群营养改善计划,保障弱势群体食物基本供给和营养不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