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文献述评

经济增长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增长转型是必然之趋,国内外学者在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本文选择从效率视角出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两个维度分析了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路径选择.文中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与逻辑关系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评论,最后评述了当前在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展望.     

中国产业增长的要素重置效应研究

产业间要素生产效率的差异导致要素在产业间流动和重新配置,这种重新配置提高了产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产业增长。本文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论述要素配置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1978—2008年中国三次产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要素重置促进了产业增长,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以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美国为研究对象,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美国20世纪以来的产业结构变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认为:经济可持续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创新驱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内驱力,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本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将其与技术进步的贡献相比较。实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显著,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即产业结构变迁所体现的市场化的力量将逐步让位于技术进步的力量。此外,研究也发现,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的因素仍然阻碍着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1978～2002年产业结构变化状况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考察产业结构变动引起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的相应变化.实证检验表明,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基本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规律,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产业结构转换仍滞后于总量增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需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变迁研究动态

本文时我国能源消耗、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做了主要探讨和研究,对近年来关于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业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下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安徽省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安徽的经济结构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安徽省1995—2006年的产业结构变迁为例,实证分析和研究了这段时期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安徽省的产业结构变迁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但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对比北京和全国的情形,本文分析了导致北京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的若干因素。结合对现有文献中有关结构效应的争论的分析,本文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有关,也和资源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方向有关。当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差距较大时,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这导致了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效应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同时,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转移往往发生于三大产业之间,较少发生于三大产业内部的各行业之间,三大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三大产业各自的产出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产业政策、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我国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证实了我国产业政策发展存在三个阶段,证明了产业政策通过改变产业结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排放系数和产业人均收入指标的研究,表明我国结构调整需要寻找合理的平衡,得出了产业政策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的结论。     

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之间既存在正面效应,又存在负面效应,在不同发展时期其效应有不同的表现,总体上二者间呈现倒"U"型关系。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和农村就业的拉动效应均有限,但对城镇的影响要大于农村。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发现,第一产业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明显不足,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与就业则相对均衡。因此,实施积极的产业和就业政策至关重要。     

辽宁省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区位商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层次;运用偏离-份额法,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两个方面分析辽宁省的三次产业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全国区域分工中,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层次较高;辽宁省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其经济实现较快增长;辽宁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行业的发展水平仍较低,这些行业在区际分工中不具有优势;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投资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化工业在辽宁省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

基于多变量VAR模型,对1980—200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而由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的重工业化进程,产业升级并没有实现预想中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优化的目标。基于这些研究,提出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偏离-份额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了1996—2010年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其所属八地市的三次产业对沈阳经济区GDP的贡献。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沈阳和鞍山的经济增长对整个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最后,针对弱化全区产业集聚程度、促进全区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2000—2010年数据,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四川省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驱动,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且其区域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而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和政府财政支出对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协整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改革开放30年的广东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从长期趋势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体可行性。     

中国西部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探析

产业组织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存在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西部地区产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西部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西部工业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结构趋于小型化,专业化水平较低,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作用,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分类改造小型企业,促进分工与专业协作,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组织,促进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在诠释Martin和Ottaviano的“增长与集聚”关系模型基础之上，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产业集聚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区域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集聚，二者进入循环累积因果过程。最后建立了我国各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度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验证了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增加推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持续性。运用OECD推介的增长核算方法,对我国1995-2007年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进行估算,指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投入要素的增加,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