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类型影响公司业绩吗

通过运用比较均值和中位数检验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不同类型的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法人股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要显著高于由国家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业绩。     

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分析

以我国2006年底已经实施了股改的深沪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采用收益-盈余模型检验了终极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实施了股改的上市公司,股权仍然相对集中;当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终极控制时,盈余质量会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正相关;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能力与盈余质量正相关;其他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能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业绩

基于公司业绩角度,分析内部控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2-2015年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相较于内部控制健全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业绩较差;且内部控制缺陷程度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的公司业绩越差.     

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深沪两市106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横截面数据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经营者机会主义的关系。主要结论: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管理费用成正比,但这种关系因第一大股东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异,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防治经营者机会主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股独大”会助长经营者机会主义。     

政府控制、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

本文以我国1997-2008年300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更换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高管升迁与公司业绩无关,高管非升迁与公司业绩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只是在经济业绩比较低时才显著。此外,高管更换并没有给公司带来积极的财务业绩改进。这表明,在政府控制下,高管更换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上看,都偏离了经济目标。     

上市公司控股模式与公司业绩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控股模式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同的持股模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上,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基于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代理权争夺机制和收购机制四种公司治理机制的控股模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存在某种控股模式对四种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但把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再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市场环境以及历史因素,可以得出结论:相对控股模式更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大股东控制、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质量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大股东控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剩余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会计剩余控制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大股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大股东控制程度越高,会计剩余控制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本文实证研究了大股东控制、会计剩余控制权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会计剩余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会计剩余控制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国有控制权转移、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公司业绩

本文研究了国有控制权转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终极控制人变更对国有控制权转移绩效影响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移总体上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终极控制人变更能够改善国有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控制权转移之后收购的资产在短期内提高了公司业绩,但没有发现这种正向作用在终极控制人是否变更两类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监事会人力资本、股权性质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以往研究监事会的文章都是从监事会的整体组织结构来研究,很少从监事会成员中"人"的因素来研究。但实际上监事会中"人"的因素对监事会效果的发挥非常重要。本文从监事会中"人"的因素量化为人力资本进行研究,引入股权性质这一虚拟变量,研究监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对公司业绩的敏感性低于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丰富了监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财务控制模式选择

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制度的核心,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基本要素。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现代企业实现其经营管理目标的有力保证。公司治理能促使财务控制有效运行,是保证财务控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是实行财务控制的制度环境。财务控制在公司治理中担当的是内部管理监控系统的角色,加强和完善企业财务控制,应从完善公司治理出发完善企业财务控制环境,财务控制作为管理当局为履行管理目标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政策和程序,与公司治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     

大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绩效：来自其他应收款的证据

在具体考察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济后果和制度成因时,首先发现其他应收款比重不仅对公司经营绩效（EPS和ROE）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还对公司盈利能力（盈利概率）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通过其他应收款账户对上市公司的占款行为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长远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其他应收款比重具有显著较强的非线性影响：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弱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去改善公司绩效,并减少对上市公司资金的无效占用;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强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去攫取私人利益,并增加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股利政策、股权制衡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以我国2005年-2007年中小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面板数据）,从公司成长性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影响。具体检查了现金股利和第一大股东、股权制衡以及公司成长性之间的计量关系,经验结果表明：中小板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具有强烈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激励,公司成长性不能弱化第一大股东对现金股利的偏好,其他大股东不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牵制,甚至存在附和第一大股东的倾向。     

农村法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机制现状调查——以江苏省镇江市8家法人金融机构为例

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镇江辖内8家农村法人金融机构调查发现,农村法人金融机构初步建立了利率定价管理机制,定价能力逐步提升,但在定价方式、客户信用评级体系应用、定价效果评估、经济资本管理制度、内部资金定价机制等方面仍较为薄弱,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上市民营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在沪市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2009-2011年的年报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同时从公司治理角度选择了5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了其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旨在为我国上市民营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提供建议。     

企业控制权转移动因研究

本文选取了1999-2003年间发生控制权有偿转移的131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考察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对控制权转移动因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支持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可以用国外的代理成本和效率理论解释,再分配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价值低估理论和掏空理论可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现象.     

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的个人所得税问题研究

目前,人们对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所涉及的自然人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问题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在公司整体变更过程中,自然人股东是否有应税所得,以及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通过对整体变更前后公司实收资本和股东持股数量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应根据自然人股东持股数量增加的来源构成确定其应税所得和个人所得税的金额,以进一步完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银行监管和股东属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新兴经济体的监管数据分析

银行监管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分为总体监管和12类分项监管;银行大股东属性包括政府类、金融企业类、外资类等.总体监管可以有效地降低银行风险;大股东为工业类、金融类企业的银行能够更好地控制风险,而家族类银行的风险程度较高;通过对分项监管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加强对所有权、资本要求、经营活动限制、外部审计要求、流动性、存款保险制度、退出及监管效率八个方面的监管可降低银行总体风险,而加强准入、内部管理、资产分类配置、信息披露这四类监管反而会增加银行总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