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物流发展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鉴Hausmann et al.(2007)的方法,测算了各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对一地区物流发展影响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物流发展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稳健、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研发支出、进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人均物质资本等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通过建立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模型,测算2001—2013年包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地区）的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表明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含量偏低,位于全球通讯服务价值链低端。对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中国通讯服务商品技术内涵没有显著提高,主要受通讯服务贸易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通讯服务业、通讯货物贸易对通讯服务贸易的带动作用较弱,成为通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偏低的次要原因。     

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新引擎,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为中介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提升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成本节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均可以在数字经济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说明数字经济在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有边际递增效应。     

陕西省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分析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理解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描述陕西省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变动的基础上,分析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变动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变动对陕西省城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变动的具体影响,得出陕西省城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差异不断缩小,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每万人拥有大学生数、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城乡收入差异、城乡消费差异和恩格尔系数差异的结论。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背景,在分析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对居民储蓄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经济增长率进行协整分析,探究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居民储蓄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程度,并进一步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究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居民储蓄率影响显著且两者正相关的结论。本文最终提出将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市场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政府的引导下推进老龄产业中竞争性产业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坚定不移地实行扩大就业政策的建议。     

江西省人口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

在现行人口政策以及老龄化的背景下,人口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考察人口规模、城乡结构、年龄结构、人均财富和技术进步等五类因素对江西省能源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对江西省能源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明显;人均GDP的影响表现得也极为强势;而人口年龄结构和技术进步则作用较弱;人口规模、城乡结构、年龄结构、人均财富对江西省碳排放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进步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政府应该密切关注人口增长态势,同时采取加快推进绿色经济建设、提高人均GDP和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等措施来应对人口变动对江西省碳排放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基于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绝对规模及相对规模越高,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就越明显。进一步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即在市场化进程更深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中国新一轮深化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质量亟待升级的背景下,应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优化外资结构,并着力推进地区市场化改革和契约环境建设,进而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溢出效应,以促成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兼论“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2005—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关系检验模型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理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解析了“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市场活力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具有显著的出口科技含量、区域和时期等异质性;“双轨制”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会增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激发市场活力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数字经济如何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数字经济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16年数据测算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探究数字经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市场竞争是其中两条重要路径;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二三线城市以及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外部需求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出口技术结构对一国的对外贸易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将对外直接投资引入Ｍｅｔｉｌｚ理论模型,分析其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利用修正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技术结构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我国２９个省市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ＯＦＤＩ通过逆向技术溢出途径降低出口企业的转型成本,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剔除了加工贸易的影响后,相比ＦＤＩ和进口贸易,ＯＦＤＩ对出口技术结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人均物质资本与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人力资本与制度因素的作用为负,加强教育投入、 加快制度变革有助于减少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出口技术结构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分地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而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也没有东部地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