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替代教育-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家庭的教育选择

土地与教育都能减少农村移民非农就业的收入冲击,因此可能会相互替代:土地为失业农村移民提供了返乡务农的选择,其功能类似“失业保险”;高教育让农村移民更可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减少其失业的可能。使用CHNS数据,本文发现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在各个地区都存在。并且在土地效率增加或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平滑收入冲击的效果相对教育的效果上升,土地对教育的替代效应也相应增大。     

劳动力市场收入冲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失业会造成不利的收入冲击,外部收入冲击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失业对食品和教育支出的影响不同,平均而言,消费者对食品支出具有更强的修匀能力,教育水平对教育支出具有正向修匀作用。失业者实现再就业之后,食品支出比例显著下降,教育支出相对上升,失业持续时间对再就业者教育支出依然具有负向影响。女性失业会降低家庭的食品和教育支出比例,女性再就业后会提高家庭的教育支出。     

我国三峡库区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

利用重庆市云阳县移民的调查数据,按移民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移民家庭收入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按移民类型、受教育程度、年龄段进行分组,对影响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移民家庭的经营土地对其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从年龄结构的角度看,31～45岁、46～6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当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大专水平时,家庭收入会随着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16～30岁年龄组中大专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正;31～45岁、46～60岁年龄组中初中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负;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最后提出:应鼓励移民从事非农业;鼓励青年和中年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自愿流动;鼓励移民子女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尽快健全城镇和农村移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土地流转和不同土地流转方式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总体而言，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均有普遍的增收效果，对中低收入人群增收效果更明显，这将有助于缩小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进一步区分租入土地和租出土地这两种不同的参与土地流转方式后发现，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主要来自于租出土地，租入土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第三，租出土地所产生的缩小收入差距效应形成于农村人群参与土地流转后进入非农行业这一渠道。此外，参与土地流转后，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和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且主粮产区参与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抑制效果弱于非主粮产区。因此，为了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应当继续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切实保障流转权益，为其从事其他非农领域提供支持和便利。     

澳大利亚移民和失业救济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过多的移民享受失业救济计划,增加了政府公债。一项基于1990年收入分配调查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与美国与加拿大的研究相比,本文观察到,移民领取失业救济的概率要高于本地出生的居民,并且移民领取失业救济的额度也要高一些。 1.引言 本文是对移民利用澳大利亚社会保障的讨论之一。澳大利亚是主要移民接受国家之一,其移民计划和加拿大相似。移民组成了澳大利亚人口的22％左右,并且提供了13％多的劳动力。象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高失业率和大量公债的国家,必须解决这     

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失业波动与内生稳定器——一个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将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引入NKMP—DSGE模型中考察失业波动与累进性税收的宏观效应。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外生冲击对于就业与失业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因而忽略失业可能引起结论的偏误;失业的贝叶斯冲击分解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我国失业波动最重要的力量,并且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在的“失业回滞”。进一步,通过模型比较发现,累进性劳动所得税具有内生稳定器的作用。在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采用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机制以降低失业,并使用内生稳定器缓和经济波动,将可能实现降低失业与缓和经济波动的双重效果。     

标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批判——劳动跨期替代的微观基础

标准RBC理论认为,面对真实冲击,由于代表性经济人理性地选择劳动跨期替代,宏观经济虽产生了波动,但仍属于帕累托改进。本文认为,由于现实世界并不是完全竞争的,收入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收入下层经济人的劳动替代往往是非自愿的,因此这样的劳动波动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事实上,正是没有考虑到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导致了＂就业变化之谜＂,即RBC预测到的就业变化不如实际数据大.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城乡分割制度改革的逻辑与对策

本文采取了"刘易斯+马克思+斯密"的视角,基于中国城乡分割制度变迁以及城乡移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劳动分工关系的特征事实,提出理论假说:城乡移民对城乡收入的影响受到城乡制度分割程度的调节。来自1995—2008年中国21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量化了该理论假说:城市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负向调节,农村收入对城乡移民的弹性受到城乡分割显著的正向调节。在低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城市收入而不利于农村收入;在高程度的城乡分割区间,城乡移民有利于农村收入而不利于城市收入;在城乡分割程度居中的区间,城乡移民既有利于城市收入又有利于农村收入。因此,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无法激励相容地自发破除,改革须依赖于利益中性的顶层设计。     

中国土地财政基本理论研究——土地财政的起源、本质、风险与未来

土地财政在我国产生和发展呈倒"U"形特征,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土地制度安排、政府主导的跨越式发展和对土地出让收入成本补偿不充分。从长期来看,土地财政的主要风险在于土地出让收入的不可持续性和政府土地抵押融资规模的失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房地产泡沫和收入分配不公。防范和化解土地财政潜在风险的关键是要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加强政府土地出让和抵押融资管理,有效调节土地收益分配,降低土地出让收入规模下降可能带来的冲击。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的教育-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本文根据在上海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标准化考试结果,考察学校类型对于流动儿童考试成绩的影响。我们在控制家庭和学生个人因素,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调整学校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和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之间仍存在较大的成绩差距。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学校类型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影响更大。我们的研究结果与目前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普遍低于公办学校的观察相吻合。     

The impact of job mobility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Using survey data on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posi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ner-industrial and inter-industrial job shifts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show that low human capital, low employment grades and low incom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switch jobs.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young, unmarried new entrants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no training and low income tend to change their job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those who have high income and who find their jobs by themselves are more likely to switch jobs inter-industrially. Inner-industrial job switch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low-income migrant workers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one on that of high-income migrant workers. Moreover, inter-industrial shif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of all income levels. The inner cause fo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er-industrial shift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years of service within enterprises is not obvious while continuing engagement in the same type of job within an industry will lead to accumulation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ugmentation effect on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农民工社会融合再认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理论研究、政策与农民工现实期望的巨大差距,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情境和现实需求出发重新界定了群体社会融合的内涵,并从经济融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实际测量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发现教育之外其他因素对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影响差异。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全面提升,必须切实推进和落实户籍、社会保障等深层次改革。     

农民工务工目的地分布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务工目的地选择是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基础,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了解农民工流动的空间规律。通过对随机分层抽样产生的河南省11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务工目的地大分散、小集中,县内和省外占较大优势。务工者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中部作为务工源并未形成最核心的务工区域。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家庭人口、人均耕地、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村交通、离最近城市距离、关系网络等因子。从务工目的地角度观察,在省域尺度上,综合考虑务工目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务工距离的务工引力系数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对务工目的地的选择,经济较发达、距离较近的目的地是务工者的首选。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收支均衡的影响

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最核心的因素,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状况并不乐观,不利于其社会融入和城市化。基于调研数据,笔者采用OLS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收支均衡水平,受教育水平越高,月经济结余越多,越有利于其城市融入。因此,应通过完善教育政策、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等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以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