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精准扶贫中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产业精准扶贫中的公共服务供给与扶贫主体的需求不匹配往往导致产业扶贫方式的式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厘清产业扶贫工作中各方主体的实际需求,理顺不同主体的利益目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构建扶贫利益共同体,为社会扶贫大局面的形成保驾护航。通过产业扶贫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同步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实现共享发展的理念。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农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战略框架与实施路径

本文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自上而下分析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进而解析并构建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框架和实施路径。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包含了国家政策层面的制度支持、农业产业层面的价值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科技企业层面的发展推动以及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拉动四个方面,形成了从宏观制度→中观产业→微观企业和消费者需求有机统一的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基于农业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链构成要素和数字化农业经济循环系统与价值链主体的协同发展,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框架由农业生产数字化和消费数字化构成的生产经营全过程数字化转型、围绕农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农业配套服务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农业价值链延伸产业数字化发展三大战略模块构成。农业数字化转型要构建"环境—网络—主体—要素"协同创新四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包括营造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创新环境,优化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产业价值创新网络,增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主体间协同创新能力,强化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创新要素支撑。     

农户技术需求优先序及有效供给主体研究

本文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户的技术需求偏好进行了优先序排列,对现实中农户所接受相应技术服务的供给主体进行了定量分析,农业技术服务供给主体日益多元化,但政府系统科技服务组织依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技术需求偏好和技术供给主体日益多元的情况下,由于不同供给主体在提供不同类型技术服务方面各有比较优势,文章最后对农业技术供给过程中的有效供给主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     

家庭经营模式创新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联耕联种和按户连片实践的思考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目标。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政学两界的主流观点是通过土地大规模流转来培育多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以联耕联种和按户连片为代表的规模化家庭经营模式创新证明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村级组织的统筹领导、社会化服务的统一供给是弥补小农家庭经营模式不足的关键。在此过程中,应明确村级组织的权责边界、协调分化农民的利益需求、实现系统化的政策支持。如此才能使两种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可推广性,最终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     

县域统筹视角下农村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实现多层次发展是“十四五”时期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以县域为基本规划和行动单元来统筹推进农村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适应我国农村现实条件、实现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梳理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现状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县域农村养老服务统筹的内容包括供给模式、供给主体、供给资源，统筹的方式分为纵向的“分层+联动”的制度整合、横向的“分类+匹配”的社会整合，由此所形成政策框架以“供需分层适配”的政策分级体系为核心，并注重对各层级功能定位的明晰、衔接，以及多元主体的优势力量的整合与分级嵌入。考虑到县域经济社会的复杂样态，需要为县级政府养老服务政策的转换提供相应的自主性、合理空间及财政支持。     

合作社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内涵、逻辑与效应研究——基于文献回顾视角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涵,而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在实践中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日益成为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文章以文献回顾的视角,归纳了学术界对于合作社供给农村公共服务这一主题的核心观点,并针对合作社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内涵、理论逻辑和实践功效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合作社供给公共服务不仅对外服务社会,也对内服务社员;不仅服务于农业生产,亦服务于农民生活。第二,合作社供给农村公共服务在理论上具有内在合理性,在现实中则受到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相关政策激励两种推拉力量的影响。第三,合作社供给公共服务,除了有助于实现社员的福利提升和合作社自身的经济收益之外,还溢出了许多社会效益。当然合作社供给农村公共服务目前也存在一些定位不准、水平不高等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政府和合作社的共同努力。     

家庭农场与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以集约化土地种植为主的新型经营主体将极大地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这是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追求效益的最大化的选择性行为，也是政府主导和扶持的新型农民的政策缩影。文章探讨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下不同种植规模经营主体对于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行为差异和影响因素。［方法］以新疆棉区的1 043户小规模种植农户和683户家庭农场主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以家庭农场（种植面积267hm2及以上）为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家庭耕地面积是影响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而文化程度、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村里是否有农业合作社是家庭农场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2)而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是影响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主要因素； 是否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是农户小规模农地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的。［结论］（1）农业技术服供给机构应根据农户经营种植的耕地面积，对用户进行分类管理。（2）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协同基层部门加大对农业技术服务的宣传力度，全面提升种植农户的认知程度。（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业技术服务培育不同规模需求的优良农户。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稳步推进

<正>2013年以来,农业部紧紧围绕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这条主线,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有序流转,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发展多元服务主体,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促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在政府推动和创新实践中稳步构建。     

新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研究

随着新疆进入后西部大开发时期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居民对公共服务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需求不断变化，对新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带来新的挑战。运用多元回归法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公共支出偏好、财政支出规模、居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均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产生较大影响。针对新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新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实现路径。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为例

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在政治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状态,具体体现为行政权力划分不明晰、治理主体单一且主体间缺乏互补协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碎片化特征严重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导致其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面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张力,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以社会影响力债券作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基础,该机制通过协调层级政府部门间的权责配置,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优势,拓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渠道,从而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的提升。     

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我国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资源供给面临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供给方式单一,供给主体对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的认识不清晰。为更好地满足当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需要,既要结合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背景,体现农村体育服务的特色,也要引入市场调解机制,实施多元化、多层次供给。     

农业规模经营下农村金融难题及支持体系

农村金融是助力农业智慧升级、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受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足、农业金融需求类型多样等影响,农村金融存在服务成本高、风险把控难及信贷可得性不高等现实难题。为满足规模经营需求,应以强化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为基础,通过引入金融科技,重点发育农村金融市场,创新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确保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农业规模经营。     

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政府责任泛化困境的生成逻辑及破解路径——推进农村厕所改造的案例研究

乡村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石，事关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念走向现实。然而，实践中诸多提升农民生活福祉的服务举措不仅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基层政府陷入责任泛化困境。从以政府推进农村厕所改造服务为代表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举措中，可以发现，在乡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主要由政府投入资源的背景下，基于资源使用的安全性与公共服务落地的时限性目标，地方政府越来越普遍地采用中心工作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对服务权实行集中支配。基层公共服务的供给被简化为公共行政管理技术的应用过程，缺乏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基本观照。服务权集中支配与乡村社会不规则性之间存在错位。这种错位给农民针对政府的权利诉求提供了滋生土壤，并造成政府责任的过度卷入，使政府责任泛化。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将服务权下移至村庄，重置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政府和农民的角色，确立农民在基层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路径优化研究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日益增加并接近饱和，然而，农业生产效率未见显著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不足。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生产性服务融入农业生产可以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逻辑起点，研究农业生产性服务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路径。［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在分析2002年以来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水平和趋势的基础上，利用中间投入率等指标着重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来源（供给）和去向结构性的变化，探寻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水平和内部结构的短板所在。［结果］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总体投入水平偏低，传统服务仍占主导地位，现代要素的投入不足，政府组织的作用有所弱化，农业的销售类服务需求激增，对种植业的投入是短板。［结论］通过提高政府责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整合农业全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供给、三产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可以优化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     

农业经营主体的嬗变

<正>在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江苏积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探索农业经营方式多元创新,稳步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江苏尤其是注重引导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在各自领域发挥优势作用,使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成为商品化生产的主要供给者、先进生产要素的使用者、小规模农户的示范者,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合作生产的组织者、专业化服务的发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陕西省土地整治空间分区

研究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差异及平衡状况进行陕西省土地整治空间格局的划分,形成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的土地整治分区方案。研究方法:采用价值当量法核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选取社会经济指标定量化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量,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类型得到土地整治分区的结果。研究结果:按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差异及匹配类型,采用"地区+典型地貌类型"的命名方法将全省划分为6大土地整治区。其中,北部风沙滩地土地整治区和关中平原土地整治区属于"低供给—高需求"类型;黄土丘陵沟壑土地整治区属于"低供给—低需求"类型;黄土台塬土地整治区属于"高供给—高需求"类型;秦岭山地土地整治区和汉中—安康盆地土地整治区属于"高供给—低需求"类型。根据各种类型区的特点明确了各自的土地整治方向。研究结论:陕西省不同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应该在明确不同匹配类型区域土地整治重点方向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整治措施,进一步提高土地整治的效益。     

释放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建设的土地发展权

正要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乡村振兴和小城镇建设的土地发展权。在农用地方面,进一步完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托管机制,创新流转和托管方式,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和服务平台,降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交易成本。坚持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方向,更好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构建包含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主体参与和覆盖村、镇、县等多层级的土地流转和托管交易系统,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土地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的交易平台,发挥镇级交易服务中心在土地集     

农机服务主体双重角色动态转变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检验——以华北平原农机服务专业户为例

兼具生产与服务功能的农机服务主体是推动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华北平原农业机械化的调研数据，以农机服务专业户为例，考察了农机服务主体双重角色转变的内在理论逻辑。研究发现，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竞争与交易成本的外部困境，引致农机服务主体服务半径收缩、服务面积与收益同步下降，出现农机和劳动时间的同时闲置；人力资本专用和实物资产专用性的内部矛盾，增加了农机服务主体转入其他行业的粘性，其本身在经营农业方面具有人力资本和机械装备的比较优势；在外部困境与内部矛盾的双重约束下，农机服务主体角色从服务供给主体转变为租地自营兼具对外服务的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交融发展。本文为思考中国式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径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

地方政府在农业改革中往往利用以资本下乡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方式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行强制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皖南平镇在近年来依靠优惠政策和国家项目推动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出以龙头企业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组织格局。受政策优惠和制度激励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要求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惠农政策、支农项目等方面向他们倾斜,而且还成为基层农业治理结构中强有力的博弈集团。他们与地方政府的诸多博弈行动逐步"倒逼"政府,使农业治理的目标更加失衡与单一,这对当前农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工业反哺农业实现机制刍议

中国目前总体上已进入以工补农阶段。本文分析了该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反哺路径、反哺需求、反哺供给和反哺主体，研究了以反哺目标为导向的政府反哺实现机制和社会化反哺实现机制，藉此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框架。本文认为，反哺成本的供给除了政府财政性资金外，还应包括农业对工业的历史投资形成的期权收益（参与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以及农业提供生态产出而向其提供的生态投入（生态建设基金）；并认为，国有企业分红和生态建设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应该社会化，通过制度创新、培育新的制度力量来具体实施反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