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基于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分析,利用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农村三产融合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增收效应与结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能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增收效应具有先增后减的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实现增收的路径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子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增收效应具有结构和地区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是其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中低收入地区是其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为实现农村三产融合持续增收效应最大化,要因地制宜挖掘不同收入增长源,创新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农村不同收入群体借贷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农村东北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东北农村地区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分位数回归(QR)模型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模型,在考虑异质性与内生性的前提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运用借贷资金实现增收的效果。结果表明,借贷资金对高收入水平农户和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均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明显。因此,未来在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上必须做到有的放矢,利用合适的政策手段引导更多的借贷资金向中等收入农户倾斜,真正实现以金融促增收的政策目标,以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活力。     

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251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从农户资本要素禀赋、农户经营结构和地理因素三个层面建立农户收入计量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强度。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在资枉要素层面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都有显著的增加效应，但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加效应更强。在经营结构层面上，通过兼业、务工等非农活动获得的工资}生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以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由于经济区位、地理邻近性等地理因素，农户兼业、务工等非农业活动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从而间接导致农户收入在村庄之间也存在差异；②地形、耕地资源等传统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处于下降的趋势。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地理因素仍然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成为当前的重点任务,强化后续扶持成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关键。产业发展作为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安置区和搬迁户可持续发展,巩固脱贫成果的根本途径。本文基于9省4期搬迁户调研数据,对后续产业发展的特征、减贫成效、面临的问题及提升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后续产业已覆盖72.05%的搬迁户,类别以种养殖业为主,组织方式从"农户自己发展"向"新型经营主体+农户"转变。在带动模式及成效方面,后续产业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带动、就业带动、资产收益带动和混合带动四种模式帮助搬迁户增收致富,可使其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5.27%。但安置区后续产业仍面临着发展不足、产业选择同质化严重、新型经营主体带贫能力不够、搬迁户主观能动性不强等问题,未来要通过加大后续产业扶持力度、优化产业布局选择、完善带贫主体激励机制、激发搬迁户内生动力来进行提升,以巩固搬迁脱贫成果,接续乡村产业兴旺。     

“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基于陕西省榆阳区农户数据的实证

研究目的：基于陕西榆阳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结果：（1）“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通过产权重组和土地整治工程融合实现耕地集中连片和设施完善，进而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户生计的专业化分工，从而通过农业节本增效增收和非农就业增收实现农户收入提高；（2）实证发现“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能够显著使农户的总收入提升2.103万元，其中农业收入提升0.483万元，非农收入提升1.620万元，亩均流转收入提升0.089万元；（3）“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收入水平高、劳动力数量多、耕地总面积大、地块数量多的农户收入增长更明显。研究结论：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实践，统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和农田建设工程，协同改造“地”的空间形态，以加快耕地细碎化治理，促进新技术应用及人地关系协调，促进农户增收。     

农村益贫增长与共同富裕：成就、挑战和启示

本文旨在评估我国农村近十年来的收入增长是否益贫并呈现共享发展特征，这对识别中长期内我国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将面临的成就与挑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利用CHIP2013—2018年农村样本和国家统计局五分组数据，测度农村的益贫增长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研究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现严格益贫特性，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速快于社会平均增速。然而，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冲击了农村低收入群体，导致2020年后益贫特性暂时消失。基于共享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持续提升，通过其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提升，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上述结论在展现成就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变革与全球范围不利发展格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挑战。本文认为，下一阶段我国仍要继续积极探索有效“提低”路径，以益贫增长和共享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共同富裕。     

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CHIP住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家庭外出从业成员的不同界定方式,讨论了不同的外出从业收入核算方式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纯收入核算实践过程中,各地对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的核算方式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户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核算方式统一调整后,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略有上升,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及全国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因此,在农户成员外出从业收入核算中,需要选择统一而合理的核算口径。这对于准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和分析收入分配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带动易地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来自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的证据

易地搬迁迁出区耕地的良性处置,既是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更是预防化解脱贫户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四川和贵州两省39个大中型集中安置区1149户搬迁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Probit模型探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简称“新型主体”)能否带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研究发现,新型主体带动显著提升搬迁户维持耕种的概率,遏制搬迁后耕地撂荒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主体带动对安置距离较近的搬迁户有偿转出耕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对较远的搬迁户维持耕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新型主体通过提高感知收益、改善技术服务和市场进入条件,以及替代稀缺劳动力助推搬迁户良性处置耕地。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旦新型主体带动中断,搬迁户倾向于放弃耕种,增加耕地无偿转出。本文建议支持“中坚农民”带头发展合作社;引导良好发展预期,支持新型主体以服务带动搬迁户;创新流转返聘和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建立新型主体联农带农动态监测机制。     

移民搬迁农户收入来源的区位差异研究

移民搬迁的迁入区条件有较大差异,致使移民户收入差距拉大。以宁夏为例,采用典型调查法选取"十二五"期间移民搬迁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移民安置点,设计出反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指标进行Q型聚类分析,将不同安置点划分为4类,比较各类特点以及农户生计特点;对分布在四类安置点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用描述统计方法比较家庭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反映不同迁入区移民户收入来源及其差异,并对差异原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移民农户收入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各类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政策扶持差异而导致移民收入有较大差距。移民区公共投入建设的力度、政府组织培训、劳务输出对移民收入及来源有很大影响;各地的经济基础也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水平;移民户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2)移民区后期建设应区别对待,因地制宜,改善条件,加大资源条件差的安置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力度;加强产业培育,引导致富;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农民培训;重视移民区社会管理,健全管理体系,建设和谐新村。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总消费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理论基础上,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比较稳定,收入差距恶化的现象不明显;农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村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相近。这说明,促进总消费增长,要结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的事实,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调节收入分配。     

农民合作社是有效的益贫组织吗?

本文从农民合作社的组织特性出发,分析了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改善其经济状况、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机理,然后利用2017年"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查"的3216户贫困户数据,使用可处理内生性的扩展回归模型,估计了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对其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加入合作社可以让贫困户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872元,且对实际贫困户的增收效应更大;加入合作社可以显著提高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且对实际贫困户的提升作用更强;社会交往是加入合作社影响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可以解释加入合作社对贫困户生活满意度影响的17.37%。因此,政策制定应更加重视农民合作社的多维益贫性。     

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农村异质性的新视角

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户收入的机理进行分析,根据2019年入户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了产业融合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可以使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提高收入,而且有利于低收入农户增加收入水平,减小与高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差距;产业融合引致的人力资本提升在农村产业融合推进过程中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但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并不会因为受教育程度或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变而有效缩小与处于高收入水平农户收入差距,但技能培训能有效缩小处在中等及以上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于传统农业,从事现代农业会显著促进处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提高。本文建议根据异质性农村所具备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特点,因地制宜合理有效的进行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户增收、农民生活幸福。     

多重排斥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增长和分配双重视角

包容性增长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路径,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必然选择。文章系统梳理了多重排斥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多重排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1）多重排斥对收入增长效应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教育排斥和金融排斥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而医疗排斥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2）教育排斥和金融排斥对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会拉大居民收入差距,而医疗排斥对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不显著。（3）城乡融合在多重排斥影响包容性增长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其在农村地区缓解作用更明显,在城镇地区缓解医疗排斥与包容性之间无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重点解决多重排斥问题,加速城乡融合对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意义重大。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91～2004年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决策和医疗支出大小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年龄大的人群，其生病的概率较大；居民的医疗支出存在着财富效应；在中国农村地区，医疗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19，反映出医疗消费在农村地区是必需品。本文验证了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即相对贫穷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资本来获得收入，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相对恶化、医疗支出增加。因此，对低收入者的医疗消费进行补贴对于提高他们的福利、缩小农村的不平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教育的供给水平来降低农村居民的患病风险。     

中国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基于通径分析方法

利用通径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民非衣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对农民非衣收入起正向作用的主要因素为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农村工业化水平；而制约农民非农收入的主要指标则为城镇失业率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广东省1985—2010年数据，重点分析了农村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可看出，从农村居民的劳动力文化和收入结构的比例情况看，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结构有着明显的影响，随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倾向于向非农行业转移。从农村不同文化程度的收入情况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受教育水平组的不同收入水平都发生变化，低教育水平与较高教育水平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即高受教育水平人群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低教育水平组。     

农地不同流转去向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的调查数据,分析农地不同流转去向(流转给小规模农户还是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收入的影响,进而考察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相较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的增收效果。研究发现:与流转给小规模农户相比,将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未能显著提高转出户的收入。具体而言,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对转出户的增收效果仅体现为增加农地租金(进而增加农业收入),但其增收部分缘于农业补贴被人为地计为农地租金而非转移性收入,这使转出户报告的转移性收入反而更低。而且,农地流转给规模经营主体虽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但并未起到促进转出户提高非农收入和总收入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转出户的非农就业整体上已经较为充分,非农收入占比普遍已较高,且部分地区农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是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的结果。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促进城乡经济和谐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原因及建议

据我县对30户城镇住户和15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表明，2003年，我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745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728元，2004年1—9月，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为1038．4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6234．37元，比农村居民高6．0倍；据劳动工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1—9月，我县收入最高行业的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达2712元，相当于农民人均月平均收入190元的14．3倍。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