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多种经济成份的迅速崛起,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人才竞争更趋激烈,留住人才成为国企改革的大问题。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着激励不足、方式单调,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配比不协调等。应建立健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激励、权利与地位激励、企业文化激励等激励措施和建立健全对国企经营者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在企业内部建立一整套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规范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最终实现企业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几点设想

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否高效直接关系到经营者＂领军＂作用的有效发挥和国企又好又快发展大局。指出从改进经营管理者才能评价与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绩效评价与待遇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借鉴民企经验和营造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对称的社会氛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探讨

随着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在这样的机制下,人力资本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我国国企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委托代理理论阐明国有企业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必要性,并根据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几点可行性建议。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我国的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着双重不足。如我国正在试点的高管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制、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均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我国必须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行之有效的国企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首先应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确立政府在高管激励约束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在激励机制方面应尽快改革报酬激励制度,如建立年薪制、股票期权制及退休金计划等,同时,不可忽视精神激励对于高管的作用;最后,在约束机制方面应强化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作用,利用现代企业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利用银行和职工持股,同时建立严格规范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来约束高管的行为。除企业内部约束机制外,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社会中介组织都可以构成对企业经营者的外部间接约束。本文对这两种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试论知识经济时代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观念

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把人力资源管理当作人事管理。而创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是在于把人看成资源来进行经营管理,从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走特有的发展路径,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及约束机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扩张,对企业的资源管理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以及国有企业资源管理的现状入手,对当前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进行研究和分析。     

国有企业经营者非物质激励机制研究

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构建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成为新型法人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非物质激励是激励约束机制的重要内容,对有较高人生目标经营者的激励效果明显。     

论改制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与约束

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无论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还是后来的经营承包,都是试图调整分配关系,通过各种各样的激励来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但效果却始终不甚理想.对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不足",是影响企业经营者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因素,故而,探寻并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改制企业来说刻不容缓.     

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启示:基于非物质激励视角

随着人力资本全球化的发展,高层管理者成为企业中的特殊群体,决定着企业的命运。我国国企的高层管理者更是掌握主要经济命脉的重大决策的决定者。文章提出了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中,非物质激励比物质激励更有效,基于非物质激励视角,提出学习、竞争和目标挑战三种主要非物质激励方式,更能让高层管理者关注企业长期目标,提高效率,实现国企的长效发展。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

激励约束机制是发挥国企经营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以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为基础,从薪酬、控制权、声誉和市场竞争等方面分析了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所面临的困境,从国企内部治理、薪酬激励、绩效考核和经营者的市场化选择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国企经营者激励与约束的财务机制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世人的关注 ,目前虽已基本实现脱困的目标 ,但实现质的飞跃任重道远。为什么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如此低 ?这固然有经营者自身素质、国企的特殊性及经营环境等问题 ,但更关键的是财务机制问题。要解决国企的治理结构 ,关键在于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试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深刻的内涵,可以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三个词的本体义、语境义和本质义的演进来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在借鉴现代企业制度一般性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国有企业长期积累的职工民主管理等优秀文化嵌入到企业而形成的制度集合。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需要遵循党的领导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民主管理原则和共享发展原则。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的内涵,把握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原则,有利于提升中国国有企业提高制度效率和竞争力。     

国有资产使用效率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使用委托—代理人理论提高我国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目前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中存在诸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选择报酬和连续努力水平的委托—代理人模型”分析国有资产运作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一种针对企业最高层决策者—总经理—的激励机制思路;针对国有资产使用中低效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即国家控股公司按照一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来设计对总经理的报酬函数,在这样的激励下,使总经理的努力目标和企业目标相一致。     

国有资产使用效率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

使用委托—代理人理论提高我国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目前国有资产使用效率中存在诸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通过“选择报酬和连续努力水平的委托一代理人模型”分析国有资产运作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了一种针对企业最高层决策者—总经理—的激励机制思路；针对国有资产使用中低效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即国家控股公司按照一定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来设计对总经理的报酬函数，在这样的激励下，使总经理的努力目标和企业目标相一致。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外运行模式与中国的制度重构

国有企业向包括政府股东在内的股权持有者分红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但国有企业具体管理体制的不同,造成了各国在分红政策设计和运行模式上的差异。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利润不上缴的格局,不仅助长了企业过度投资,而且维护并强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导致巨大的社会福利净损失。现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政策存在难以保障国有资本出资人权益等局限性,必须从国有企业理财目标的设定、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利润分配模式的选择以及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防范国有企业规避利润上缴行为,重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控制着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资本市场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又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从融资体制、产权改革、企业治理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互动关系,认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优化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同时国有企业融资体制、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又反过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二者是互动发展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的再思索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从过去的以货币资本为基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相互关系的界定转到了重点放在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何建立这个基本点上,这个根本转变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也是知识经济一个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企业体制的变化,企业体制的变化也必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对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问题的思考

商业银行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要根据商业银行自身的特殊性来设计,选择低报酬--业绩敏感性的经理层报酬补偿激励机制、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外部监管.     

论我国企业的人才战略

人才是企业之本,人才战略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须深刻认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正视和解决目前在人才战略上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要更新人才观念,强化人才意识;要想方设法营造创业环境,用事业造就人才,凝聚人才;要构建和不断完善激励机制,用机制激励人才,激活人才。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发展壮大,走向辉煌。     

企业捐赠行为与公司价值重构——基于公众价值观的分析

对现代公司而言,社会公众的道德诉求能否与公司经济利益相兼容,是企业捐赠行为研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引入投资者效用函数使得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因而可以通过建模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企业捐赠行为与实现公司价值重构的可能性及其相关条件。结果表明:虽然捐赠减少了公司的现金流量,但投资者的价值认同使其在资本市场上依然能够实现较高的公司价值。因此,公众价值观的偏好程度及投资者对公司的溢价激励直接决定了公司价值的高低,即企业捐赠存在的合理与否。而培育理性的公众价值观是实现这种激励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