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福利国家 改革经济制度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使福利国家陷入困境出现了危机,从而要求对福利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由于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改革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使这种改革趋于复杂化。目前,社会福利会朝着社会化、私人化的方向发展,但不完全会形成社会化和私人化。社会福利将会走第三条道路,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福利国家将何去何从?——兼论“福利国家的未来”一文

福利国家作为社会保障的经典模式,其发展和改革路径一直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后,通过对主要福利国家近期状况的描述,肯定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在评述“The Future of the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的未来)”一文的主要观点后,尝试对福利国家的未来提出另一种思路——剖析福利国家改革和调整面临的三对主要矛盾——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和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政治上“左”和“右”的博弈、短期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长期期望福利增加.本文认为解决好这三对矛盾,福利国家的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     

“非商品化”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兼评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观点

作为现代人的社会权利的结果,非商品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并成为研究福利国家的有力工具。但由于劳动者公民身份和国籍等的差别,使得他们获得福利待遇存在差别,也反映福利获得者作为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在市场中地位的差别。由于福利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劳动力商品化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也是不能改变的,资本主义国家福利的非商品化更不能导致劳动者的非无产阶级化。第三条道路对于福利国家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能否成为最佳解决方案,还须拭目以待。     

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北欧各国因其建立的“北欧模式”而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的典范,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在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本文对北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对90年代以来北欧各国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了分析,这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读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20世纪末,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理论席卷欧洲。＂第三条道路＂理论试图超越＂左＂和＂右＂的政治立场,寻找一条更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福利、市民社会、世界秩序等多个方面的论述。第三条道路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掠影,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在欧洲一些国家得到实践,成为布莱尔政府施政的纲领性理论蓝图。对探寻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建设有着启示作用。     

论福利国家的两难困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针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带来的两难困境，本文构建了数理模型，测算出福利国家的合理福利支出水平，从而明确福利改革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福利制度改革的路径，在步伐上应循序渐进，形成良性互动的三重推动力，以此来推动福利国家的福利改革。鉴于欧洲福利制度的经验与教训，提出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启示。     

国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趋同：对“第三条道路”的解析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出现趋同,走向“第三条道路”。本文采取二维坐标分类方法,将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第三条道路”的内涵界定为强制私营健康保险;探讨“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原因,分析了强制私营健康保险何以有助于达成医改双目标的内在逻辑;并从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出发,论述了引入强制保险机制的必要性。     

德国福利制度改革的困局与怪圈

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普遍退休金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福利”的负面作用越来越严重，德国不得不在医疗卫生、家庭服务、教育培训、养老住房、失业与再就业诸方面，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改革。同时也出现了“谁改革，谁下台”、“屡改屡败，屡败屡改”的政治怪圈。当前，如何稳妥推进福利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德国等欧洲国家亟须解决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与国有企业退出

经验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 ,就成为给工人阶级提供“福利保障”和“终身雇用”就业关系的工具或载体。随后 ,“终身雇用”演变成“铁饭碗”劳动就业体制。在“铁饭碗”体制中 ,工人可以凭借“铁饭碗”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使谋求“非常福利”的意识既有产生基础 ,又有存在空间。实践证明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行为既阻碍国有资本寻利 ,又侵害国有资本本身 ,并构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反馈机制”。而随着经济转型、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国有企业 (职工 )谋取“非常福利”的行为倾向也越来越受限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合法代表 ,其理性选择是行使退出权 ,职工对促使国有企业退出也较为积极。但在现实条件下 ,国有企业退出至少有三个基本约束 ,一是“非常福利”的正反馈机制 ,二是业已形成的“分享格局” ,三是持续的就业压力。三个基本约束决定了国有企业采取“内部置换型”路径退出较为切实可行。     

对福利消费倾向的思考

福利这一物质刺激的代名词,曾有一段使人心有余悸的历史。它在经受了20几年的冷落之后,却伴随着改革开放,重新在中国“走红”,而且逐步形成了一股难以遏止的“福利热”。“福利热”究竟给改革注入了什么?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思考之一:由于长期左的失误,福利消费几乎沦为“禁区”,改革开放的春风恢复了福利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使其在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推进四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福利消费作为对劳动成果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