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

随着中国与美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双方贸易失衡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根据美国提供的中美双方贸易交易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转变是从1983年开始的；而根据中国的中美双方贸易交易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转变是从1993年开始的。随着中国与美国经济体制、国家政策的不断改革，中国与美国贸易矛盾问题越来越多。本文主要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商务外交:美国实现贸易政治战略转变的途径

作者从商务外交的新视角论证了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途径。商务外交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战略的交融。从政治外交到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贸易政治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商务外交贯穿于美国贸易政策和对外战略制定、实施和调整的全过程;(2)商务外交是美国实现国际政治和外交目标的最佳途径;(3)商务外交是美国驾驭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实现区域贸易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4)商务外交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据美联社报道，仅仅5年的时间，中国便超过美国成为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 美联社对相关贸易数据的分析显示，2006年，美国是全球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这一数字为70个。如今该现象完全逆转，2011年，中国是124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则是76个。 美联社的分析结果显示出中国已迅速崛起，挑战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主要贸易国地位，并将这一结果逐渐转变为政治影响力。中国的影响力已经从亚洲邻国扩大到非洲和新兴的拉丁美洲，而后者是美国的传统后院。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但中国正在迎头赶上。     

浅谈20世纪30年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消极观望到援华制日的转变.发生这一转变是四大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美国严峻的内部形势;其二,对日本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三,通过经济援助可以掌控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帮助本国经济的复苏;其四,美日贸易在当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的选择

2018年以来美国联合欧盟和日本强力推动“高标准”贸易规则,使其贸易政策呈现出显著的修正主义特征和偏执性。对此,霸权周期理论、国内经济周期变化、权势集团的操控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等分析视角难以就其贸易政策倾向和风格的选择进行有效解释。资本和霸权的关系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主线是资本向霸权渗透并利用霸权力量寻租,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构建霸权异化与贸易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霸权异化包括两个维度,即资本向霸权渗透的结构性或制度性路径和霸权国家的经济集中或分散嵌入国际生产体系的方式。其中,渗透路径影响贸易政策的风格,嵌入方式影响贸易政策的倾向。制度性渗透带来灵活性,而结构性渗透带来偏执性政策。集中式嵌入带来维护现状政策,而分散式嵌入则会刺激修正主义政策。从现实经验看,1986年至今美国对待跨国投资保护规则和“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策,经历了从灵活地修正到偏执地修正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变。霸权异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美国在霸权优势动摇时期贸易政策选择的复杂性,有助于新兴大国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现行“贸易外交”

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走出了战后第九次衰退后,到1997年12月已连续增长81个月。这期间,美国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失业率虽已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却依然维持着低通货膨胀率,而且企业盈利,股市繁荣,投资不减,消费旺盛。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将传统上一直提倡的"自由贸易"转变到目前更体现实用主义的"公平贸易"上来,大力推行"贸易外交",前所未有地把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置于对外战略的优先地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重新占有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其经济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贸易政策具有极其浓厚的冷战政治色彩。该政策紧紧围绕着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而展开。随着欧亚国际局势的急遽变化，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美国政府彻底否定了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以全面复兴日本经济作为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相应地，美国对日贸易政策便转变为促进日本扩大出口的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为此，美国专门制定了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政策。在复杂的美日关税谈判结束后，日本顺利入关。于是，美国的对日贸易政裳对日本产生一系列影响。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近期美国政治经济的变迁引起人们对美国贸易政策走向的忧虑。作者构建了国际体系与官僚政治决策结合的研究框架,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根据该分析框架,美国贸易政策以自由贸易为主兼顾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布什任期内乃至更长时间内将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亦是如此。     

中国靠什么实现了对美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基于产品广度产品价格和产品数量的分解

本文利用HS编码六分位贸易数据,扩展了Hummels和Klenow(2005)的分解方法,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分解为产品广度增长、产品价格增长和产品数量增长。结论发现: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70%归结为产品数量的增长;随着产品技术升级,数量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加;中国的出口增长途径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出口的数量高于大多数国家,价格低于大多数国家,实现贸易增长模式从"以量取胜"到"以质取胜"的转变成为当务之急。     

中、美服务贸易结构现状及演变比较分析

随着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各主要经济大国开始着重发展服务业,由此引起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改变,以运输、旅游传统服务部门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转变,而我国这些年仍以运输、旅游等传统的服务贸易为主,结构落后。美国是世界上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引入美国与我国进行对比研究,为我国向发达服务经济国家迈进提供参考目标。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抑制了中国劳动力就业吗?——基于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析

奥巴马执政以来推行兼具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的"实用主义的贸易政策",其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也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幼稚产业论的短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短期内使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并引起就业规模扩大,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就业面临较大负面冲击。对中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单方面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造成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和失业人数增加,而中国劳动力就业数量不降反升。面对奥巴马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冲击,中国政府部门应与美国积极开展战略经济对话并鼓励国内企业通过"走出去"增加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中美双方贸易结构差异和中国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等经济因素、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和贸易政策制定的游戏规则等政治因素,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方式和特点。本文从中美经贸关系现状着手,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特点以及中美贸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待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和方法。     

贸易何以促成和平:以中美关系为例

贸易与和平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能够推动两国间的政治合作,是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或是“压舱石”,并且成为两国间维持和平的力量。而贸易作为推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的主要力量,显然不能无条件地带来和平。作者从国家决策的路径入手,引入了“对贸易收益的判断”这一变量,认为只有在战争收益接近于零,并且国家对贸易收益的判断为正时,贸易水平的增加才能推动国家间的和平。作者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因素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美国放弃将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这一事件为标志,美国对中美贸易收益的判断有了积极的、重要的转变,直到此时贸易才可以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     

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位:经验研究

本文区分了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并使用多边双向贸易图刻画出这两种反倾销模式下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对不同贸易主体引致的贸易效应.经验研究证实: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对中美产生了显著不利的贸易调查效应,且美国多重起诉产生的贸易调查负效应更重；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多重起诉征税比单一起诉征税给美国从中国进口造成更大的贸易破坏效应；并且,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单一起诉和多重起诉调查引致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终裁期内美国对中国单一起诉征税造成了美国从非被诉国的进口转移,而美国反倾销多重起诉征税却阻碍了美国进口转移,这一结论支持了Irwin( 2005)的研究发现.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主要行业产品的反倾销预警信息中心,加强横向磋商以抑制美国的反倾销活动,实施出口产品贸易偏转和走出去投资战略.     

浅析我国的汇率和贸易平衡问题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失衡,2006年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直至2007年,这一状况仍未有所转变.一方面是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尤其是我国的双顺差现象严重.文章试从我国长期以来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入手,探求其内在形成机制,寻求解决之道,并针对长期以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寻求我国的贸易失衡与汇率的关系.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猛发展,中美贸易差额迅速扩大,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同时,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额也在逐年加大,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失衡。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引起的贸易摩擦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本文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美国出口贸易额下降,投资与贸易是一种替代关系。     

中国铝工业: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铜材、铝材等产品发起越来越密集的贸易救济调查,其中针对铝产品的贸易保护尤为突出。全景素描我国的传统铝材已经逐步完成了向现代化铝加工材的转变,许多产品已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嫦娥"卫星、"神州"飞船所用铝合金材料的重要     

新中国75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回顾与探索

改革开放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坚实保障。1979年以来,中国在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3条重要经验：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升级货物贸易;二是以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抓手,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三是打造数字贸易“新引擎”,加快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践证明,新质生产力促进了传统贸易的量性增长,新质生产力推动了贸易增长模式的质性转变,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开辟贸易增长的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培育外贸新动能。因此,以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协同发展,从而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提供重要的助力。     

我国服务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理论和实践工作部门更多地关注其对优化我国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服务贸易本身,尤其是在服务业的国际"碎片化"生产发展趋势下,其不同环节同样具有"高端"和"低端"之分,服务贸易增长同样也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从服务贸易技术含量角度的分析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方式虽有所转变和优化,但进口技术含量更高,而且出口技术含量与进口技术含量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换言之,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较之于其他服务贸易强国而言,在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呈滞后状态。因此,实现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加快转变服务贸易增长方式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我国的贸易增长方式仍然具有粗放型特征,这是由贸易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决定的,在现阶段对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其客观规律。尽管当前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还很薄弱,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加以引导。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政府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