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宏观评价与微观机制相联系的分析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利益协调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一个宏观金融利润评价与微观企业特征及行为相联系的分析框架，以考察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城市金融利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要素密集度和所处的生命周期能够影响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成熟期企业，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或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时，金融利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要建立金融利润预警指标体系，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将金融机构考核与其精准服务实体成效相结合，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本文基于2010—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探究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通过对Malmquist指数进行分解,发现技术进步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研究发现,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是增长的。本文有助于厘清内蒙古自治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实体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不同持有动机下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整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价值,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公司,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对于市场套利动机越强的公司而言,企业金融资产比重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研发投入和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显著抑制了企业经营业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最后,本文针对“脱实入虚”“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严监管、企业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进行基于企业金融化的中介效应渠道检验。结果显示：金融严监管显著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企业金融化行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产权性质及市场化水平的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严监管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效果表现出异质性,具体体现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较低水平环境中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是由金融活动收益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起的,即金融活动收益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因金融化行为受到金融严监管政策的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贸易和金融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模型,并以1952-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变参数分析方法就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出口贸易却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以经济货币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以经济金融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同样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预期却得不到经验证明。文章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视角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

自20世纪80年代左右以来，国际经济结构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资本控制着资本主义的日常经济生活，并且紧跟着构建了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霸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金融化是从其中获取资金的最核心的机制，而社会经济全球化又为金融资本化创造了条件，形成了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体现，从这个范围来说，金融化是金融资本在获取资金和利润并且实现其霸权地位的一个最核心的机制。本文所说的金融资本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研究金融资本化的问题时，主要从四个路径分别说明金融资本是如何实现的。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占领华尔街”：美国社会大危机

“占领华尔街”凸显的不仅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更折射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制度性危机。 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将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     

数字金融、企业家精神与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运用2011—2019年长三角41个城市面板数据，在对各城市私营工业企业TFP测算的基础上，通过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对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这种效果存在异质性；(2)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通过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中介作用，促进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3)数字金融对长三角民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7年数据的分析

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财政现象,土地财政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行为及其效率。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通过纳入地方政府意志探究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地方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而不同属性的企业在面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时存在差异化的表现;从宏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抑制区域层面的技术交流,并驱动地方对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抑制作用;从微观影响机制来看,土地财政强度越大越会驱使企业强化金融杠杆以获取更多金融资源,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的财务稳定性下降,并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挤出,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会影响“土地财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范式,“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强化了土地财政的负向抑制作用,“为创新而竞争”的制度激励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土地财政的不利影响。     

论金融发展的资本部门分配机制

金融发展是通过优化资本在部门间的分配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故研究金融发展的资本部门分配功能,是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本部门分配的结构改善,金融深化论认为金融发展强化资本部门分配的成本收益比较机制,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则认为内生金融发展是金融优化资本部门分配的根本动力。     

金融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都做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研究,但是不同理论的观点并不一致。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从潜在GDP损失着手,用实际GDP和潜在GDP之间的差额来衡量金融冲击的力度,再用索洛余值法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尝试在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中引入金融成熟度作为权重,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是随机和外生的,金融冲击的确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能力会随金融环境完善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策略探讨

通过分析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的不平衡或者不协调问题,指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令人产生质疑,并总结了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的方法,包括坚持三个导向原则、协调搭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发挥新金融的创新作用,并加强监管的力度,只有这样做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路径。     

企业集团委托贷款与全要素生产率:“价值创造”抑或“价值减损”

利用委托贷款数据,考察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显著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为“价值减损”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通过降低研发创新和加剧代理问题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当委托贷款流入中西部地区或产能过剩行业时,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良好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则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规范企业集团委托贷款发放,引导非正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进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与实体部门经营风险

实体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主体,然而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面临较为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特别是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以同伴企业间的相互模仿行为作为切入点,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同伴效应对实体部门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同伴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越高,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存在显著的同伴效应;(2)学习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不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产生企业金融化同伴效应的重要原因;(3)企业的模仿行为存在非理性,同伴效应主要发生在交易类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两类投机性资产上,且在同伴企业增持金融资产时模仿行为尤为明显,这最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行业整体经营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需要密切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同伴效应及其给实体部门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声音

人民财评：“金融活水论”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水”和“树”妙喻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道出了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本质要求。     

“大变局”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经济环境日渐复杂,同时各行各业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为实体企业发展带来经营挑战和考验。“大变局”背景下,复杂的经济环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主要研究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大变局”背景下实体企业的困境、“大变局”背景下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经营的影响以及正确对待企业金融化的对策。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文章基于2013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技术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缓慢,而金融业却高速发展,很多实体企业出现金融化的行为。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而企业资金约束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本文对于合理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