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

作为外交决策学三大模式之一 ,理性选择模式认为国家即其决策者 ,并假设决策者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是理性的。它以古典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 ,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决策过程和相应后果。在这个模式中 ,做出决策的人是谁已经无关紧要 ,重点是决策是一个理性分析和选择的过程。在外交决策研究中 ,博弈论是理性选择模式的工具。用博弈论分析外交决策的原理是 :假设—推理 (演绎 )—结果 (决策 )。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从单层博弈到双层博弈: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变迁——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为例

双层博弈模式的特点在于从国际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应用双层博弈模式观察中国外交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正在发生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外联系密切化、行为主体多元化及大众政治扩大化。外交决策模式因此发生转型,正在由单一的国际层次博弈转向国际、国内双层次博弈。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决策者不得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需要根据对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后做出慎重选择。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作者从体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体五种视角梳理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多种理论模式,它们分别是国际体系理论模式、理性行为者模式、多元论模式、小集团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决策者个人认知理论。这些理论模式虽然弥补了传统研究的不足,也有助于解释美国式制度下的外交决策特征,但它们都存在理论假设不足、理论模式应用的普遍性不足以及综合性理论缺乏等问题。由于各种理论模式都只从某一特定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特征要求研究者对各种已有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进行探讨。作者从决策客体和决策主体两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即决策客体主要从危机情势、现状是否改变以及议题范围三方面探讨不同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决策主体主要从决策者的管理风格角度探讨理论模式的应用。     

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在后冷战时期，秉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政策行动的原则。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在双边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是理性行为者方法,这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理性的重视有关。1962年艾利森和霍尔珀林的《决策的本质》一书问世,带来了决策理论中的变革。1972年他们二人又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替代方法——官僚政治模式。他们认为,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组织的和政治的复杂性简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者,而忽略了官僚体制的存在。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统一的、理性的计算单位,而是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集团的博弈,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和理性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官僚政治模式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它的批评与修正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等,其结论是,与决策理论中的其他方法相比,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     

论美国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

美国政府一贯认为人权体现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越来越以一种“正式”的形式提上了美国外交决策的议事日程。然而,对人权外交的重视和使用程度,各届政府有不同。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运用在范围上达到了顶点。到里根政府时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里根执政初期,试图摆脱上届政府“极端人权外交”政策为本届政府带来的束缚和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对苏联采取“     

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的"外交政策"

"能源帝国"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俄罗斯石油、卢克、尤科斯、苏尔古特油气等垂直一体化的股份制石油公司.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与和影响政府的能源外交决策,并配合国家的能源外交战略,在政府的支持下成功地推行公司自身的能源"外交政策".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在能源外交方面的实践值得我国借鉴.     

俄罗斯外交传统及其影响

"地缘安全观"、"东西方文明结合"、"均势外交"、"宗教救世主义和大国理念",这些因素在俄罗斯漫长的对外交往史中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当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浅析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备受关注,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公众舆论能不能发挥作用,公众舆论通过哪些途径发挥作用,公众舆论又能对外交决策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这一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文章梳理了3组关系,希望能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外交

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发展、经济在外交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经济成为外交决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实力,同时把资本、商品、劳务输出、国际核算和外汇关系等作为外交手段。经济是外交的基础。     

收缩与扩张：美国外交政策周期的地域主义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考察美国外交政策演变周期时,一些美国学者从公众内敛与外向情绪的变化、干涉主义-非干涉主义范式转换、情绪与利益张力等视角进行了相关解释。这些理论解释虽然提供了探究美国外交政策周期演变的不同视角,但存在情绪决定论、代际宿命论、片面强调国家利益与公众情绪间的内在张力、偏重"高级政治"、对府会关系解释简单等诸多不足,缺乏从美国国内更广泛的政治与社会联系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外交周期变化的深层次动力。作者通过引入以美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为基底的地域主义变量,用地域主义视角解释美国外交政策"收缩与扩张"的周期性演变规律,有利于克服既有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缺陷,丰富和深化对美国外交政策演变周期的研究。通过考察美国地域间在外交政策竞争上的组合模式,作者发现,美国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域间的分化与合作推动了美外交政策史上五次收缩与五次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地域间组合的变化是驱动美国外交呈现收缩与扩张周期性演变的深层次动因。     

近代中日外交政策比较

本文从外交思想观念、外交政策及对外战略上具体分析了近代中日外交政策的不同,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社会,清政府一直处在被动的以华夷外交秩序为主导开展封闭排外的外交政策,运用传统的"以夷制夷"等外交政策及手段,而日本则是尽力使自己融进近代科技社会的潮流中,积极探索道路去适应社会的新思潮,并很快制定国家的战略政策.中日比较优劣立判.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联盟情境下试探型强制外交行为探析

联盟历来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学术界对于联盟在强制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对现有强制外交理论研究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笔者将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型强制外交——联盟情境下的试探型强制外交。这种强制外交指的是强制国利用联盟内困境(即联盟成员对于"被抛弃"与"被牵连"的恐惧)而采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有限武力的方式,试探对象国与其盟友之间承诺的可信度的外交行为。联盟情境下的试探型强制外交行为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它们分别是战争边缘策略、"眼镜蛇"策略和"懦夫游戏"策略。通过对1905年摩洛哥危机和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考察,笔者分析归纳出了有利于决策者实施和推动强制外交成功的理想因素,并按照因素的可变性特征分为环境性和策略性两类:环境性因素包括双方实力对比情况、直接对象国对于盟友的重要程度、双方对爆发战争的彼此可承受的程度、试探对象是否为非对称性联盟;策略性因素包括选择适当的时机、合法化自身的行为、向对手提供愿意妥协的诱因等。     

行为决策中的直觉决策

直觉决策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研究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对经典的"理性人"追求"最优决策"的决策假说提出了挑战,而主要依靠直觉进行的决策模式的研究也是当今决策研究领域的新趋势。本文对直觉决策的决策模型、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概括,探讨了该领域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毛泽东、邓小平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比较分析

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外交思想共同的内核,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外交思想的始终。毛泽东、邓小平在制定外交政策与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切实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但是,他们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背景的相异性、基础的相异性与结果的相异性。     

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缺失与启示

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在取得诸多成就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在对中国外交教学过程中的缺失与不足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在外交教学的内容上,当代中国外交教学存在着中国意识相对薄弱、全球意识相对不足,学术理论体系与政策话语体系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外交思想史还尚未很好地运用到教学中,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不足等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外交教学存在着中国外交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程度不够,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结合程度也不高等问题。教学界仍主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理论分析工具和案例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在理解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在教学宗旨上,当代中国外交教学还比较缺欠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策辩护与政策反思的矛盾。笔者认为,在外交决策的教学中引入心理学、开设比较外交学课程、建设外交学理论课程、加强对先秦和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课程、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等措施是完善当代中国外交教学的可行措施。     

新公共外交内涵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九一一事件以及布什政府在中东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引发了欧美学者对公共外交缺位及其复位后能否奏效的深层动因的考察,并由此带动了学术界对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与传统公共外交相比,新公共外交的"新"主要体现在:强调行为主体多元化,并且更多聚焦非政府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和职能;关注以Web2.0为代表的社会媒体活跃所引发的海量信息生成及其为公共外交专业工作人员带来的严峻挑战;强调公共外交与国内公共事务相一致原则,淡化传统公共外交信息传递"内外有别"的传统套路;关注对公共外交实施效果的考察,其中,公共外交的目标能否与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相一致,公共外交的主管部门在官僚机构中的角色定位成为关乎公共外交成败的核心要素。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势必在全球新公共外交的宏观语境下进行,为此,作者挖掘新公共外交的内涵,透视其发展态势,以期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