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

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的变化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一四势群体的形成。四势群体正在从各自和共同的立场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内涵,赋予了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建构国际体系的历史使命。四势群体仍处于动态发展的时期,其内部和相互间会因时因事而做适当的调整和相应的排列组合,新兴大国乘势而上则是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将新兴大国群体作为自身发展的战略依托,从而争取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国际力量的重组以及实现国际体系的转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曲折的过程,国际社会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精英民主——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民主＂作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所标榜的目标,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方式。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不平衡,南北差距在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然差距很大,因而在一些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对于一些国际事务的处理需要由实力雄厚、负责任的大国来进行。也只有这些强大的精英国家有这样的精力和能力来关注国际事务。因而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下精英民主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必要方式,也是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     

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

400年的现代国际体系是一个西方国际体系。历史上由于西方的兴起,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制度、国家利益与霸权排他性地塑造了现代国际体系,深嵌的西方权力一直是该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的前奏阶段,"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后西方国际体系。在后西方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权力正在东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标志着东方正在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群体性衰落,为西方世界向东方世界的权力让渡创造了条件,虽然权力让渡会导致国际体系产生某种紧张状态,但总体上国际体系不会失序,因为新兴经济体的意图在于和平渐进地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同时反体系的革命会造成争霸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显而易见,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仍然是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遗传基质,西方权力持续弱化和东西方地位渐趋平衡将成为后西方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     

论封建制民主——菲律宾的民主模式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

地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研究的重要维度。既有结构主义路径和理性选择路径总体上认为地主是不利于民主化的社会力量。但是,菲律宾地主与民主的共生关系却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赋权,将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民主制引入了菲律宾,由此产生的地主精英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政治权力来维护和平衡阶级利益,从而实现了与民主的结合,形成了“封建制民主”。其内在机制是当民主的人民民主本质被改造为程序性的选举式民主时,民主反而成为保护支配阶级的一种工具。封建制民主是菲律宾陷入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这一重大政治现象的理论启示在于,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保护私有产权,“自由民主”在实践上可以是资本主义属性的寡头政治,也可以是封建制属性的或其他属性的寡头政治,结果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并导致治理困难。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历史上,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显示了五个方面的规律,这些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包括:维护独立统一的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对于国家崛起和强大具有根本意义;根据国家现实利益调整战略联盟,同一个主要大国达成战略认同或默契但不与之持久结盟是大国世界治理的重要经验;切忌在战略上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四面出击;国家扩展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地理接近程度;国家利益与实力外交是理解西方国家谈判的基本语言和常识。     

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人权规范建设是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对于国家建设人权规范的动机,以往理论大都局限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设定这些国家是人权规范的主要推动者,而民主体制及政治文化则是推动规范建设的深层动力。然而,历史研究发现,一些在国际社会中居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大国在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其中不少国家并不具备西方民主体制与政治传统。它们倡导人权规范建设的积极性来源于何处?国际关系的已有研究并不能给予解释。有鉴于此,作者引入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结合国际关系学科有关"承认政治"的已有讨论,论证国家对于自我积极身份的社会承认要求是其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动机。国家追求积极身份的策略互动过程影响和推动了人权规范变迁。通过比较案例检验,作者发现身份追求的强弱确实是影响国家建设人权规范动机的关键因素。这一假说不仅能够很好地解释非西方大国的实践,同时也能解释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具有比现有理论更为广泛的解释力。     

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兼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构建

国际责任是指国际社会某个成员对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安全、道义等方面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所做出的贡献。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不能有效地兼顾内外需求,难以成为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论基础。而共有利益概念将国家利益、共有利益和国际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它可以和国家利益一道成为大国国际责任观以及中国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念基础。     

国家利益、共有利益与国际责任观--兼论中国国际责任观的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责任是指国际社会某个成员对国际社会在经济、政治、安全、道义等方面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所做出的贡献。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不能有效地兼顾内外需求,难以成为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论基础。而共有利益概念将国家利益、共有利益和国际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它可以和国家利益一道成为大国国际责任观以及中国国际责任观构建的理念基础。     

西方政党如何发展党内民主

西方政党是适应西方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化变迁的产物，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在议会斗争中产生的，而议会则是西方国家民主运动的结果．代议制民主是孕育政党的母体，西方政党的产生和成长都浸润在西方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文化之中。西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最初关注的只是国家治理问题，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日渐深入人心，作为西方政治运行主体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并身体力行，民主在政党内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1世纪初国际战略环境的六个基本趋向

一、单极与多极的"相持时期"不会很快结束多极化的基础是过于集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通过三个转移实现分散化,这三个转移是: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但是,冷战结束10年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不但没有实现这三大转移,反而出现了反常的"逆转移"现象,亚洲金融危机使这种"逆转移"达到高潮。就美国与全世界而言,美国实力不降反升。美国1998年 GDP 总量已增至87599亿美元,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6.2%,不但高于欧、日、俄,也高于3%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美国经济运行状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

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要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本文分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世界经济再平衡和美国套利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长期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贸易保护和美元贬值将是美国未来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取向,在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美国将会实现双向套利。作为持有大量美元外汇资产的美国最大逆差国,中国应该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逐步减持美元债券,加快生产与贸易结构调整,推动国际经济体制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论中国外贸发展的战略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国际市场竞争变得愈加激烈,其形式、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指导我国外贸战略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已不再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应逐步淡出比较优势战略,而选择以竞争优势为主导的贸易发展战略。     

关键货币境外余额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的境外美元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货币境外余额是重要的国际经济变量,它不仅会影响关键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也关系到境外关键货币持有国的经济稳定和储备资产安全。关键货币国通过经济、外交甚至军事手段对境外货币余额的规模、资产配置、地区分布以及持有者结构实施管理,以便实现对外融资、获取经济安全和榨取财富等多重目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基于经济安全、国际博弈和对外融资的目的,美国大致会阶段性地吸引美元回流并调控其在国外的分布,但美元霸权地位和美国国内的两党政治体制将使其境外美元余额的规模在长期内进一步扩张,因此人民币近期仍面临升值压力,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将会持续甚至加剧。随着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下跌,美元的升值和回流在中期时段内可能会冲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如果美国不能控制其财政赤字,中国将长期面临美债和美元违约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降低宏观脆弱性,加速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摆脱美元陷阱。     

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

结合话语和话语权的相关理论,作者解读了国际金融话语权所涉及的谁对谁说、说什么和如何说等层面的内涵意义,分析了国家中心主义、建构主义、国际金融属性、国际金融利益指涉性、国际话语支配性、国际货币权力相关性的六大本质特征。其中,谁对谁说主要指谁是话语实施者、谁是话语对象以及国际金融"现实"建构权归谁所有的问题;说什么包括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国际身份的定义权、话题选择权和事务的主导权等国际金融话语的主要内容;如何说则关系到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等问题。在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格局中,存在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其功能包括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稳定的积极作用和制造发展幻觉、用假象替代真实、安排等级、树立国际权威等四个方面的消极作用。作者认为,由于国际金融话语霸权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单极,中国应该理性选择沟通、交流与对话的方式,从强化话语权意识、构建本土化金融理论、增加国际金融组织投票权、主动设置国际金融议题、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争夺国际金融定价权等六个方面来有效提升自己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美国对华战略(1990-2004年)——基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的量化研究

作者利用相互依赖理论,在国际冲突与合作网络中提出了国家之间复合相互依赖的新度量和源于不对称复合相互依赖的四种国家权力(直接弱权、直接强权、间接弱权、间接强权)及其度量。根据对这些权力的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作者阐明美国寻求建立自身优势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目标的实质是追求美国自身的网络地位和网络整体的秩序性,虽然1990-2004年间美国的全球战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系统性困境:无法直接调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无法阻止他国在外交中实行低程度同配或异配。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从网络角度分析了全球战略大局下美国对华遏制与纳入的核心战略意图,阐明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的国际战略使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纳入是困难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从网络角度来看,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是边权之争、权力三角之争,不同程度的同配性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必然结果,而归根结底中美战略博弈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竞争。     

弱势美元背景下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

2006年以来,美元对国际主要货币的大幅贬值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向中国,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使中国有步骤推进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促进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的计划受到挑战。中国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市场化原则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采取盯住货币汇率制度、完善外汇市场等手段,促进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灵活;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以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为基础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订中各利益集团的影响。认为：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将以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为基础，但迫于国内的集团利益和政治需要，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应当从总体战略和集团战略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