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民福祉研究项目组于2013年所做的江苏、辽宁、江西、宁夏、贵州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健康满意度、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对其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健康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其主观福祉水平也越高。相比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对农民主观福祉影响更大。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111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9省(区)211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从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析入手,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农户采用新品种技术、农药使用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基于技术自身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具体表现为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对技术作用认知、参加技术培训、信息可获得性对三种技术采用都有显著影响;专业技能、社会公职、外出务工比例、农户年收入对三种技术采用均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借款难易、参加合作组织、户主年龄对部分技术采用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技术采用则影响不显著。     

农户对市场风险与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市)328份农户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北京、河北、河南、吉林、山东5省(市)328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对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户下一年种植决策的首要因素,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首要风险;受各种现实因素限制,加之政府对农户如何规避市场风险方面的培训力度不足,农户普遍缺乏主动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对于市场风险规避工具之一的农产品期货,农户认知程度很低,认知渠道也非常单一;影响农户对农产品期货认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种植规模、有无外出务工经历、所在地区距离期货交易所的远近等。     

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农村失能老年人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山东省农村失能老年人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农村失能老年人对长期照护需求强烈,最偏好的长期照护方式是家庭照护,最需要的长期照护服务是康复护理类服务;年龄、文化程度、子女数量、独立居住或夫妻同住、可支配收入、视力、慢性疾病数量、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工具性活动自理能力和精神慰藉对农村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的需求程度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家庭照护,文化程度越高、独立居住或夫妻同住、子女数量越少、可支配收入越高、视力越差、工具性活动自理能力越差、缺乏精神慰藉的农村失能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照护;文化程度越高、独立居住、可支配收入越高、慢性疾病数量越多且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差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对机构照护持更高的认可度。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8省1047个农户样本调查

文章利用8省1047个农户样本调研数据,构建Logit模型就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户市场预判能力相对较弱,价格预测与实际吻合度在70%以上的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18.53%,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农户市场预判能力高于西部地区;第二,养殖经历、养殖年限、多样化的信息渠道、政府培训、金融借贷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为正;第三,养殖合同、同行竞争关系、鸡蛋销售难易程度、培训次数对农户市场预判能力影响为负。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政府应及时发布农产品市场监测信息、加强农户培训、调动农户主观能动性等措施。     

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20个县(市、区)的农户微观层面数据

本文基于福建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庭类型、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因素。     

农户金融包容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19省份的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19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从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可负担性三个基本维度对我国农户的金融包容性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农户的金融包容性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OLS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金融包容性的因素,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互联网连接情况、新型信贷模式和金融知识宣传对农户金融包容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Ordinal Logit模型对江苏省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老人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家庭决策参与、健康状况以及社会支持对其评价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存在着地区差异性。     

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2省(市)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实证数据

本文利用全国12省区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有70%的土地转出农户愿意主动维护其土地权益;农户不愿维权的原因主要包括多个方面,即认为没有资源、土地权益价值不高、搭便车行为、耗时等;农民期望的维权方式主要是双方协商和通过政府协商,司法途径维权占比不到10%;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并不会降低土地转出农户维护土地权益的意愿;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也受到其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受访者年龄和政治面貌等显著影响,但乡村精英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由此,笔者提出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多渠道提高农民法律认知水平、积极培育和壮大乡村精英队伍,以不断增强农户土地权益保护意愿。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4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利用全国4省1 039户农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在规模经营背景下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相关因素,进而为改进农业技术培训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方法 文章在控制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及地区特征的基础上,将农户分为规模经营农户和普通小农户两类,构建零膨胀负二项模型解决样本数据存在的“零膨胀”问题和“过离散”问题,分析影响规模经营农户与普通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相关因素。结果 是否规模经营、家庭劳动力比例、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户主特征,乡镇农技员数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其中,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农技培训参加次数显著高于普通农户,为其1.276倍,规模经营户的农技培训参加次数发生率之比要比非规模经营户高27.6%;家庭劳动力比例对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可能性提高61.3%;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合作社成员参加农技培训的发生率之比要比非合作社成员低26.6%;户主年龄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负向影响,户主年龄每增加1岁其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1%;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平均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的发生率之比显著提升;而乡镇农技员数量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就地区而言,相对于黑龙江地区,四川、河南地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结论 年龄相对较小、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从事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倾向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政府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应当更多地向青年农民、规模经营农户倾斜,且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培训政策。     

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5省10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3年辽宁、宁夏、江苏、江西和贵州五省(区)农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住房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明显受到住房质量的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周边环境因素以及区域特征之后,住房质量仍然对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不同背景的农村居民对住房满意度具有相似的理解,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具有可比性。同时,改善农村整体生活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农村社区环境改善时,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落后地区和经济困难群众的住房及其周围环境状况。     

农户视角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富顺县农户问卷调查为例

本研究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变为背景,以2012年四川富顺县农户入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农户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农户参保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显著影响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婚姻状况、对政府补贴标准和养老金领取标准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满意度。因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建立在农户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加强和完善制度设计,增强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的吸引力。同时,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的跨期消费特质,使消费偏好更多地取决于其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和生活信心。因此,可以探索以家庭为单位而非个体单位探索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

本文以2010年对河南省叶县农村的养老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过半数的老年人对目前生活状况不满意;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女儿比儿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来自子女的日常照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评价;生病时的照顾情况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重大。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4县(市)的证据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ologit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收入类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不同阶层状况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超过80%的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表示幸福或较幸福;尽管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阶层(职业类别)农户主观幸福感,以及相对收入对不同阶层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转移支付型农户相比,自营工商型、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的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相对收入对务工型农户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型农户和务农型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