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的测度研究——以亚洲贸易伙伴为例

基于Novy(2006)提出的具备微观基础的引力模型,本文综合测度了中国与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我们还考察了贸易成本的下降对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双边贸易的增长效应,对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国家(地区)而言,贸易成本下降对双边贸易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要大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实证研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双边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和条件趋同性,最后揭示了本文研究的政策性涵义。     

APEC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测算——基于纳入不可观测部分的测算方法

文章基于1989~2014年APEC成员国(地区)的双边面板数据,将贸易成本的来源细分为可观测部分(地理阻碍、政策阻碍)和不可观测部分(制度阻碍、文化阻碍),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造测算方程,综合测算了由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APEC国家(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研究发现: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低贸易成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东北亚地区;高贸易成本集中于墨西哥、秘鲁两国;中国与APEC成员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多为中等成本以下,呈现下降趋势,且低于APEC平均水平。     

中国双边贸易成本变动与影响实证研究

贸易成本是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热点之一.文章测量了中国与主要进出口贸易对象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尝试探讨其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总体上呈下降态势,且双边贸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贸易额扩大的主要因素.文章还考察了多边贸易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转移效应”部分存在,而中国的多边贸易对双边贸易没有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在区域贸易合作中的作用及其战略意图

本文首先分析了亚洲区域贸易发展的基本格局及中国贸易的迅速增长在区域贸易发展和融合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随后对中国同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背景和进程进行阐述,分析了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签订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特殊战略意图。同时结合WTO多边体制的进程和全球区域合作的背景,说明了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分解及其对出口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了2001年和2007年中国与94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并按照贸易成本的构成对中国在两个时期间的出口增长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显性和隐性跨境贸易成本的减少以及贸易伙伴国需求的增加。在2001～2007年期间,边境内成本的变化导致中国对欧盟、美国、日本三大贸易伙伴出口损失的减少,而由该成本变化带来的出口损失增加的大部分来自印度和巴西。另一方面,由于隐性跨境成本的约束,中国对于严格遵循TBT和SPS政策的一些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潜力减少了。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

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运用贸易结合度、经常市场份额模型和贸易特化系数等工具研究了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双边贸易的现状及其发展、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双边贸易增长的源泉及其物质基础、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其变化,证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存在越来越强的贸易互补性,进而从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贸易互补关系及其产生原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之间存在越来越密切的贸易互补关系,构成了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物质基础。     

双边贸易成本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

文章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双边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合并后的微观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2007年间中国与全球100个东道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整体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均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几率。上述发现意味着"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预期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并不成立,其背后蕴含的政策涵义是,降低中国与东道国(地区)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应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超对数引力模型

Novy(2013)超越对数引力模型使贸易成本内生化,更符合现实情况。文章在其基础上测度并分析2007~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本弹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弹性不断下降,但均大于0;从洲际来看,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大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从区域来看,中国与中亚、东盟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大于中国与西亚、南亚、东亚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中国与中东欧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大于中国与独联体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中国应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创造贸易效应。     

中国进出口双边贸易成本测度方法比较研究

目前测度贸易成本广为应用的Novy方法存在实践性缺陷,本文直接基于Andersen多边一般均衡微观需求建模思路,重构可行的出口贸易成本测度方程,并以中国经验数据为例证与原有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存在稳健的测度差异,很有必要认真探讨。近年来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整体加速下降,亚太地区及北方邻国贸易成本明显小于其他地区。     

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与114国的相关面板数据

对外双边贸易失衡已严重制约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回顾与评析贸易均衡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与114国在1995～2008年间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应用修正后的Zakir和Ismail(2010)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对外双边贸易均衡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加权距离增加将恶化中国贸易收支状况;伙伴国与中国的相对实际人均收入和双边实际汇率增加会改善中方贸易收支状况。据此,本文提出中国平衡对外双边贸易收支的地区与国别政策。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衡量

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反映运输成本和双边贸易自由化水平的贸易自由度指数(IndexofFree-ness)可以利用双边贸易和生产数据获得。本文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生产和双边贸易数据库测算了1987~1997年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自由度指标。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自由度在不同的行业上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逐年递增趋势。此外,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度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外贸易的潜力巨大。     

移民网络与贸易创造效应

本文基于移民网络变量考察了中国与28个样本国的双边贸易流,通过标准模型(STD)和成本对称模型(STC)的识别发现,3组指标(累积规模、相对规模和技能型移民网络)较一致表明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具有积极贡献;研究还发现移民网络的成本克服效应在新兴经济体(拉美和非洲)更为显著,即移民网络更为稀缺;而贸易创造的移民消费偏好效应在亚洲和北美更为突出,表明华侨移民集聚规模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班轮航运网络结构特征对沿线双边贸易的影响

海运设施联通推动贸易畅通是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班轮航运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实证检验了其对沿线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沿线班轮航运网络表现出“小世界”的特征；各国（地区）的个体特征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一国（地区）节点强度和广延性的结构特征显著促进了双边贸易增长；网络结构特征的贸易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不同港口环境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显著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网络结构特征将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增强市场引力来促进双边贸易的增长。     

重叠需求、能源禀赋与双边贸易成本——基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改进的引力模型框架下,测算了1992～2009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以及土库曼斯坦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基于重叠需求的视角经验分析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模式对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重叠需求引发的产业间贸易和要素禀赋差异引致的产业内贸易对贸易成本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中国加入WTO、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拥有共同边界有利于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最后,本文还为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作用、深化成员国的贸易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研究

贸易引力模型是基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提出的,被广泛用于研究两国(地区)双边贸易的经济模型.文章在Anderson & Wincoop(2003)年所建立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与中国进行贸易的20个主要贸易伙伴2007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流量(出口流量)以及中国的贸易潜力并得出相关结论.     

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解析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因变化

本文通过将Novy改进的引力模型进行分解,发现影响外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成本的下降,通过结合中国、印度和20个国家近15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数据,验证了Novy理论的普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中国与20个国家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贸易变化进行经验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加入WTO后贸易成本的贡献度明显上升(提升17%),说明加入WTO后良好的贸易环境和各种壁垒的下降确实降低了我国的贸易成本,但经济增长对外贸发展仍然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提升了51%)。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成本的增加是导致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下滑的主要原因,虽然经济增长对外贸有正向的贡献,但贡献度较小(仅为13%),不能弥补贸易成本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与决定因素——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衡量

测度中国对外双边贸易成本和探求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对我国的开放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借助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与1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1993-2007年的贸易成本,并利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分解,以此寻找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回归结果显示,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均收入之差、贸易国自身的开放程度、与贸易国有共同的海陆边界以及历史贸易联系等因素有助于降低中国与贸易国的双边贸易成本,而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并不确定.     

中国与中东欧10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及结构效应研究:2002~2011年——基于CMSA模型的实证分析

虽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近期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但彼此间贸易依赖程度和绝对市场份额仍较低。为了出口"正确产品",论文通过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MSA)模型,基于经济大类(BEC)方法,分析了2002~2011年间产品竞争力和商品结构对双边贸易绩效(即在对方市场份额变化)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边贸易总效应(总市场份额增加)主要来自于产品竞争力效应,商品结构效应呈中性化。论文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针对不同大类商品在对方不同细分市场竞争力的强弱,调整出口商品结构集中在目标市场进口需求增长更快的产品上提供了相应的依据。     

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运用贸易结合度、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和互补性指数等工具研究了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双边贸易现状及发展、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证明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存在越来越强的互补性,进而分析了中国对拉美主要国家在哪些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为进一步发展中拉贸易提供理论依据。     

2013年5月我国对外贸易运行数据

1-5月进出口10.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6763亿美元)↑10.9%出口5.5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8786亿美元)↑13.5%进口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977亿美元)↑8.2%顺差5079亿元人民币(折合809亿美元)主要特点对美国、东盟贸易保持平稳增长,对欧盟、日本贸易下降1-5月,我国与美国、东盟双边贸易分别增长6.9%和14.8%;与欧盟双边贸易下降2.8%,与日本下降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