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宗教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即应考虑宗教本身的特定属性和作用,更应将其置于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背景下来考查。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本文拟从我国宗教主权、人权外交、我国西北安全、基于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上的周边外交等四个视角探讨宗教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宗教问题对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宗教领域的公共外交因此也日益成为中国传递自身宗教真实信息,促进与国外民众沟通和对话,塑造国家宗教形象,增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伊斯兰文化展演等各种宗教对外交流活动以及制度性交流平台,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实践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而宗教无论作为中国社会还是对外关系的资源都有待充分开发。要实现从宗教资源大国到宗教文化强国的转变,中国还面临漫长的道路。作者指出,目前教(会)、学、政三界构成了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了宗教界躬行践履、学术界建言献策、政界统筹协调的基本分工格局,而三界的资源整合、通力协作和良性互动将有力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开展。     

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主教任命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以主教任命为例,对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首先,作者从全球庞大的宗教信徒人数、共同的信仰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构成跨越国界和跨越民族的精神文化力量、以宗教为基础或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或国际行为体、宗教强大的动员力量、把宗教信仰及道德价值观融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宗教组织负责人或宗教领袖个人的精神魅力和活动能力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宗教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国家主权之争、法规制度之争和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关系之争三个主教任命影响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主教任命问题对国际关系起影响作用的四个作用路径:一是主教任命问题常常引起对国家主权的干涉与维护之争从而影响国际关系;二是主教任命问题常常引起对任命程序的"合法性"之争从而影响国际关系;三是主教任命问题常常通过签订国际条约解决争端从而影响国际关系;四是主教任命问题常常把教皇使节牵扯其中从而影响国际关系。最后作者提出建议,要高度重视梵蒂冈及罗马教皇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和重要影响,抓住有利时机。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互联网、宗教与国际关系——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资源动员论观点北大核心CSSCISSCI

宗教与国际关系是两个具有独立结构并有所交集的系统,交集的区域即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在宗教和国际关系结构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互联网作为动员资源不仅使宗教非政府行为体获得了媒体资源,而且作为社交平台和通讯网络增强了宗教组织及宗教团体的内部联系,提升了它们的组织能力;同时,经由互联网传递出来的信息,既增强了人们的宗教认同感,又塑造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并改变了他们的行动方式,从而使宗教组织和个人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可能性加大,国家宗教形象、人道主义援助、社会运动和恐怖主义的传播都因此受到影响。可以说,互联网是宗教与国际关系中互动领域扩大的关键。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4年年会简讯

2015年1月12日,以"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为主题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4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与会并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报告。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汪文斌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发言。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做了学会2014年工作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机构以及外交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     

论滇藏茶马古道的多宗教并存与文化变迁

茶马古道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一条历史悠久、辐射广泛的通商古道,一直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西南地区其历史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为多宗教并存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以文化变迁的视角,研究和探讨茶马古道沿线多宗教并存的现象和成因,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促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间共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浅析十八大外交新旗帜——“合作共赢”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和新理论,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与以往的外交政策相比,"合作共赢"首次作为中国的外交旗帜,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理念的基础上,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同时也指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方向。     

民族、宗教和文化:东亚发展与合作中的重要因素

在东亚发展与合作中 ,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日益增强。东亚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有其历史形成的独特性。当前东亚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抬头、民族主义高涨的趋势。总体而言 ,民族主义仍具有积极作用 ,它提倡现代性和世俗性 ,对宗教极端主义有所抑制。但是 ,为了防止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 ,“东亚意识”的提倡将具有很大的意义。     

俄罗斯外交传统及其影响

"地缘安全观"、"东西方文明结合"、"均势外交"、"宗教救世主义和大国理念",这些因素在俄罗斯漫长的对外交往史中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理解和预测当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浅谈宗教与和谐社会

自古以来,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将依然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利用宗教的积极功能,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国际关系处于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当中。国际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改进、多极体系的管理以及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等一系列关系到国际关系发展的全局性议题,相互叠加在一起。作者首先对西方世界内部周期性地出现的从多极体系向对抗性两极体系演变的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在正面汲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经验以及探究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机会和可能。然后对共生国际体系与寄生性和对抗性国际体系作了区分,同时分别考察了文明共生的价值体系、包容式改进、结伴不结盟以及跨国行政合作在推动国际关系升级换代,向新型国际关系转化过程中的意义。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外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面对的仍然是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结伴与结盟等复杂国际选题,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国际体系的耐心和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上的决心,仍然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一对主题。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SSCI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与宗教”思想述评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而是“以道德代宗教”,周孔礼教在中国文化历史中起到道德教化和宗教的作用,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本文从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维度,来阐释其关于中国文化与宗教的思想。     

浅析“和谐世界观”中的“中庸”思想

中国现今的许多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外交的“表达”，可以用更加宽广的眼光和胸怀予以看待和接纳，例如和谐世界观的提出，在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和谐”、“和合”思想后，又在外交实践时充分体现着“中庸”的思想，应该超越以往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看待“和谐世界观”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从“思想”到“理论”的迈进。     

从暴力恐怖事件看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暴力恐怖事件是宗教极端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所制造的恐怖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根本不同,宗教倡导的是和谐、和睦的社会关系,推崇的是和合、宽容的社会文化;而宗教极端主义,则歪曲了宗教信仰的本意,以错误的解读、偏激的阐发,诱使人离开信仰的正道,而堕入歧途。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频频发动的暴力恐怖事件,须理清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区别,同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过程中充分关注和考量宗教的作用,引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     

经济因素与俄罗斯的中东欧政策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相对减弱,经济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即“经济权力已经取代军事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首要源泉”①,经济外交日益盛行。这反映出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经济因素对一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全球性和地区性关系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②。     

后冷战时期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讨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后冷战时期,宗教的复兴运动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并大规模地介入国际政治领域,对国家间安全产生了特有的冲击和影响。然而,安全领域中的宗教具有无形观念和有形组织的二律背反本体论,是一种自里向外由宗教思想、宗教规范和宗教行为构成的"同心圆"观念体系。一方面,宗教表现为信徒的个人信念,通过个体的理性偏好介入国家安全的决策过程,发挥着"路线图"、"聚焦与黏合剂"和"制序"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教又是信众的集体共有意识,通过宗教观念和规范的构成性作用以及宗教"言语-行为"的主体间作用影响着国家安全观、安全政策和安全利益。为此,作者指出,揭示国际社会领域宗教的特殊性,并围绕国家安全的判定环境,探讨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