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聚类和主成分分析的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首先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全国主要城市2016年的空气质量进行分类,将113个城市分为三类;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对每一类城市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城市空气质量主要是受两个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分别为粉尘污染(如;居民生活排放的烟尘、建筑垃圾扬尘等)和气体污染(如:汽车尾气、化石燃料燃烧产物等)。     

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研究——基于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数据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空气质量和城镇化质量问题成为当前全民关注的焦点。基于《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对全国城市城镇化质量的评价结果和按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测度的全国73个主要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通过协调度计算公式计算二者的协调度,对73个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我国目前的空气质量问题不容乐观,绝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达标;(2)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73个城市的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总体上匹配良好;(3)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和勉强协调,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京津冀地区为圆心的环状分布,越接近圆心协调度越差;(4)空气质量指数和城镇化质量指数相关关系不强,7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匹配度较低。     

简讯

环保部：共33个城市上半年空气质量超标 环保部日前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上半年,全国113个重点环境保护城市中,33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其中,海南省海口市空气质量最好,达到一级标准;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最差,级别为劣三级。     

基于RAM拓展模型的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评价

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要素,空气质量的好坏直接关乎环境质量的优劣,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如何科学地评价空气质量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本文基于RAM拓展模型构建了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及评估空气质量提升空间的空气质量发展指数,并将其应用于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评价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空气质量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北方是空气污染重灾区;经济发展会制约城市空气质量提升的潜力,并且经济越发达,制约效应越明显;重灾区城市的空气质量近年来未发生明显变化,且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善。本文认为,在治理空气污染时,需要分区域分类别进行整治;在当前空气污染的形势下,可以优先考虑降低各区域首要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和污染强度。     

珠海探寻生态发展之路

多年来,广东省珠海市的空气质量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地表水环境不断改善,饮用水源水质保持良好,凭借优美的环境,珠海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并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的城市.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空气质量吗——基于中国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经验验证

基于库茨涅兹曲线,并考虑到各城市的内生因素的影响,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曲线只存在库茨涅兹曲线拐点后面的部分,且倾斜程度十分微小,即表明近十年内,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空气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十分有限,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气质量水平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来自城市自身及其周边地区的工业排放物。     

关于请求国家扶持兰州治理城区大气污染的建议

兰州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几个主要城市之一。2009年,全市空气质量劣于二级标准,轻度及轻度以上污染天数达到129天,占全年的35．34％,位列全国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倒数第3名。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空气质量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气污染依然严重,没有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尤其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有加重的趋势,说明空气污染防治政策创新不足,而主要污染源没有实现连续达标排放,则说明管理不到位。近日,《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发布,该报告是国内首次全面系统的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据介绍,报告基于公开可获得的数据,对"十一五"期间全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2005年至2010年)进行了评估。指标包括二级及以上天数【标准     

关于请求国家扶持兰州治理城区大气污染的建议

兰州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几个主要城市之一.2009年,全市空气质量劣于二级标准,轻度及轻度以上污染天数达到129天,占全年的35.34%,位列全国4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倒数第3名.     

工业增加值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6~2010年我国31个省会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II级的天数、可吸入颗粒和二氧化硫含量来衡量的空气质量状况,根据与工业增加值的计量建模,研究发现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固定模型估计结果与之不符,空气质量随着工业增加值得增长而逐渐改善,但到了某个水平,空气质量开始恶化。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与工业增加值处于正相关关系,某些大城市工业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已减弱。     

威海市的三张牌——访威海市市长宋远方

有着“威震海疆”寓意的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一面接陆，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生态化海滨城市，其人口248万，陆地面积5436平方公里，下辖环翠区每年近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曾先后被授予“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并获得了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山东人居环境奖”，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并再次被联合国评为“迪拜国际发送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城市。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气质量

本文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深化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度化的认识,构建指标并以环保部重点监测城市为研究对象,在考虑城市生态气候条件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及其交互作用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可以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环境规制会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条路径改善环境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均呈现U型曲线效果。因此,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城市政府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并在此过程中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建立长效稳定的环境规制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作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约有1／3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朱建平做客中国网进行在线访谈时称，我国环境状况比较严峻，整个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城市还占了1／3左右，国家的地表水能满足饮用水供应的也是占了不到一半。     

媒体压力与空气质量改善

本文使用2014—2017年我国省级报纸对省份内地级市的空气污染报道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压力在促进空气质量改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体对污染报道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且这种改善的效果受污染报道发表报纸是否为省级党委机关报以及城市主政官员特征的影响。这意味着,媒体污染报道主要通过对政府官员形成的压力来促进地方政府进行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减少,是媒体压力促进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新时代我国舆论监督的作用机制以及更好发挥新闻媒体监督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城市群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5—2017年全国20个城市群的空气质量数据,分别从多个时间尺度比较总结了城市群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空气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总结了社会经济驱动规律。研究表明:(1)2015—2017年,全国城市群空气质量指数波动上升;空气质量呈季节性变化;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平均比例降低;空气质量指数空间上呈"北高南低"格局,且城市群内部空气质量趋于均衡;空气质量指数分布形态较为稳定,且不同类型城市群空气质量指数差距缩小;(2)人口集聚、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能源消耗和技术进步对整体城市群空气质量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但各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空气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强度存在差异。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中的研究和探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分析

选用2013~2014年125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将城市按照空间和时间分成西部地区、沿海地区、2014年、2013年等多个组,建立空气质量结构模型。经多组分析发现:PM_(2.5)已成当前城市环境污染元凶,PM_(10)、臭氧、SO_2、NO_2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2014年城市空气污染得到有效的改善,空气质量好的主要城市为海口等,最后提出了改善和治理空气污染建议。     

美国环保研究与发展重点

联邦政府的环境R＆D重点1．环境监测研究美国对其环境变化的监测需要有根本性的改善才能适应未来几十年的挑战,现有的环境监测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上对不同自然资源变化提供综合数据,而这些监测资料是对生态系统的变化及采取对策的科学依据。因此,发展一套高效的、综合性的环境监测和评估系统将使在全国和地区级规模上对自然资源及其持续性进行全面的、即时的评估成为可能,为采取相应对策提供决策背景。2．空气质量研究联邦政府部门支持旨在加深对大气过程机理认识和人类活动对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为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提供技术支持。3．…     

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为了探寻现阶段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能否提升城市空气质量,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居民效用、交通基础设施与空气污染的相互作用机理,并运用2000—2012年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反映样本城市地形特征的城市坡度指数作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估计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通过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改善作用更加明显,且大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对空气污染的边际影响;与道路投资相比,道路面积的增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应更好。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现阶段城市建设应该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举,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角度,寻找城市空气污染难题的解决思路,实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与充分发展。     

鄂东地区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模型及应用——以黄冈市为例

文章通过对位于鄂东地区的地级市——黄冈所辖各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实地考察与统计分析,建立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模型,说明该地区各城市投资环境现状及潜在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政府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一些建议。     

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30个重点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准倍差法考察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制度差异角度探讨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碳强度约束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空气污染浓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随着时间推移,碳强度约束政策的效果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意味着其短期效果明显,中长期效果可能面临不确定性;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受制于地区制度环境,政府质量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国有经济占比越低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