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探究

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是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但由于现行法对此仅有概括性规定,故在实务中出现许多纠纷。本文着重对免责条款在实务操作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和如何规避该风险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和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第17条和第19条的理解和适用

200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新保险法”）根据保险市场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即保险人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特点,强化了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的保护,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规范格式条款。新保险法在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无效免责条款的规定上做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本文从免责条款的性质及法律效果等角...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理解与法律适用

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保险人维持正常运营、防范自身风险所必须具备的条款,也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保险人的一项正当权利。同时,为了防止保险人滥用此项权利,我国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效力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的义务,同时也规定了免责条款法定无效的情形。如何准确理解免责条款的内涵与外延,准确适用法律,本文采用比较法的角度,联系我国保险实践与保险诉讼司法实践情况,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在适用法律时,应做到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及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及防范保险欺诈的平衡。     

制度衔接与规则协调——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另一种视角的评析

作为解决保险交易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之一,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和保单通俗化之间互动和衔接;作为格式条款法律控制体系中的一部分,说明义务制度也需要和格式条款控制的其他方法形成衔接.同样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内部也需要达到一般说明和明确说明的区分和协调.上述角度的研究对于评价以及完善我国保险人说明范围、履行和法律效果是一种有益的...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扩张解释之检讨——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

《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将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扩张解释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与法律后果,然而从逻辑上来看,内容与法律后果无法区分,且强行区分会造成加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违反立法宗旨、使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模糊化以及破坏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司法裁判态度的弊端。故宜采文义解释的方法,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     

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

新保险法对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进行修改和完善，本文在对比的基础上，探讨了免责每款的内涵与外延，明确说明义务的含义．对于实务中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难的情况提出了三种可行的履行方式。     

浅析《〈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新要求

明确说明作为保险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可追溯至1983年颁布的《财产保险合同条例》,该条例第7条第1款规定：“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方应当将办理保险的有关事项告知投保方.”1995年《保险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该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规范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

认真履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是承保环节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在保险合同中把它作为“保险人义务”进行约定并在实务中认真履行刻不容缓。     

从个案谈意外伤害保险免责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

“酒后驾车”虽然属于众所周知的违法行为,但是目前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酒后驾驶造成的伤亡的,可以当然免除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类似“酒后驾车”不赔的意外伤害免责条款仍然要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大诚信原则及其司法案例适用

“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含义包括缔约时保险人对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其主要依据是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称《公报》）刊载的司法案例进一步明确了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前提和范围、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和形式、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没有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不拒绝的法律后果,以及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的标准及例外等,以便为人们的保险活动和法律适用提供指导。     

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及其法律规制

特约条款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保险合同基本条款之外,另行约定承认履行特种义务的条款.通常情况下,特约条款是保险人用以控制危险的工具,为了防止保险人滥用特约条款,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正当性实证研究

免责条款作为保险合同的核心要素,其正当性直接关系着保险消费者能否获得赔偿的重大利益诉求。本文基于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在对免责条款涉诉焦点问题客观分类的基础上,着重从免责条款效力评价规则和法律规制的构建,开展免责条款正当性研究。     

保险合同纠纷：赔与不赔

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反映自己的情况．保险人更应当具有为投保人实现最大利益的善良注意义务．比如对免责条款的特别提示与解释。笔者特撰此文,通过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能够让人们对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所了解．以便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希望保险公司通过诉讼,能够促进其在保险服务方面趋于完善。     

保险人说明义务正当性之探讨

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就有关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提示与说明的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该义务的目的在于保证投保人能够就交易的内容作充分的了解。     

日本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及其启示

日本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的法律规制见于《消费者契约法》、《金融商品销售法》和《保险业法》中。日本法上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制度以保险人对保险契约重要事项的说明及其违反该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为核心进行构造,并有保险人消极说明义务和积极说明义务之区分。日本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制度设计对我国保险法上保险人说明义务规制模式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浅论格式合同免责条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格式条款中免责条款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在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时以免责条款加重对方义务,免除或减轻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致损害相对人的利益。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依双方合意而成立的合同,实际上违反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社会基础,危害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精神。我国法律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虽有规定,但较为简单。因此,正确理解与适用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保险合同不公平条款规制的路径选择与框架建构——澳大利亚立法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保险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广泛存在严重损害了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必须对此加以有效规制。借鉴澳大利亚立法改革的经验,目前应在保险法中赋予保险消费者对合同条款公平性的司法审查请求权。但个别协商的条款与核心条款应被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同时还可以在坚持既有免责条款说明义务履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引入标准承保范围的规定。     

保险合同索赔欺诈私法效果论

保险索赔欺诈会产生保险人免除赔付责任与解除权产生两个层面的法律后果。但在责任保险的场合,如若保险人愿意承担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的赔付责任,法律可以例外允许,而通过不足额保险等方式控制道德风险。对于实践中的全额免责条款,应通过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定予以控制。基于索赔欺诈而生的解除权性质是继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而生的解除权,其行使不具有溯及力,应当受到除斥期间的约束。以伪造证据等方式夸大保险损失属于保险索赔欺诈,应当允许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欺诈索赔解除权行使后,保险人应当返还相应的保费。     

论我国《保险法》中不可抗辩条款在投保欺诈情形下的法律适用

我国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增设了＂不可抗辩条款＂,试图通过限制保险人行使抗辩权利的期限,约束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实现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但其尚未解决在投保欺诈情形下的法律适用难题,从而导致在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以解决不可抗辩条款在投保欺诈情形下的法律适用难题。     

机动车保险中的零时生效条款与保险消费者保护

“零时生效条款”是否为格式条款关系到现行法上的格式条款控制规则能否适用,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影响甚大。保险人在确定“零时生效条款”时未赋予投保人真正的决定自由,系保险人单方意志的体现,并非个别磋商条款。虽然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是保险合同必不可少的内容,但与该内容的确定方式并无关联,其与“零时生效条款”作为格式条款的法律属性并无冲突。再者“零时生效条款”符合《合同法》第39条第2款所规定的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实务上应将其统一认定为格式条款。针对“零时生效条款”问题缔约过失责任虽然可以提供一定救济,但在立法上仍应进一步强化保险人的信息义务,避免保护漏洞的出现,强化保险消费者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