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与债券市场反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如2015年1月施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2016年1月启动“中央环境保护督查”计划等,因而环境法律风险成为社会各方的关注焦点。随着环保执法信息披露制度的日益规范,环境法律风险能否得到合理定价？对于环境法律风险冲击,资本市场、评级机构以及企业自身有何反应？文章基于2013-2018年发债工业企业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后,政府依法公开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研究了环境行政处罚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会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导致债券违约风险上升,这种现象在重污染行业中和中央环保督察之后更加明显。环境行政处罚会使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得分出现分化,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会加强后续的主动评级跟踪,发债企业后续则更多地选择没有下调企业信用评级得分的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评级保持”而后“评级选择”的双向回馈路径。文章基于环境行政处罚视角,为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了新的视角。     

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

打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基于2008—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表明，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风险信息披露水平显著降低，这一负面影响在政府隐性担保能力较弱、地区金融资源较匮乏、信用评级较低以及无第三方担保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影响发债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是通过提高投资者负面情绪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信息操纵动机实现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刚性兑付”打破后，企业减少风险信息披露虽然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但是会加剧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因此，应着力完善债券风险对冲机制，构建市场化信用机制，并加强对企业文本信息的监管，缓解“刚性兑付”打破对市场造成的信用冲击。     

主权信用评级变动下的我国金融市场波动性研究及政策建议

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国家信用的直观体现,信用评级的调整往往具有助涨和助跌的作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国际金融合作越来越频繁,评级对于国家声誉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但长期以来中国对主权信用评级缺乏话语权,一些评级机构不负责任的评级往往会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本文旨在探究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历次重大调整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以此分析我国金融市场受评级调整后影响程度的趋势.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加强国际合作,逐渐打破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不断增强我国对抗不良评级的能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规范化研究

发行企业债券是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在国外 ,高度成熟的债券市场为企业筹集了大量资金。但是 ,由于发债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债券的信用风险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 ,投资者对企业债券投资的潜在需求要转化为现实需求仍存在一定的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 ,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引入信用评级 ,由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者按期偿还债券本息的能力及其风险程度作出综合评价。企业债券信用评级 (下文亦简称“债券信用评级”)对发债者、投资者、监管者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信用评级是建立债券市场的基石…     

美国信用评级业及其未来的监管政策调整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信用评级机构声誉日下,同时也使得美国信用评级业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暴露.金融创新背景下的美国信用评级业其实存在着许多内在矛盾和困境.因此,以下三个方面将是其监管政策调整的重点: (1)强化竞争机制,调整信用评级现有市场结构; (2)加强信息披露,提高评级活动的可审核性; (3)保证评级活动的独立性,促使评级结果的公正与客观.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债券评级包装与“担保正溢价”之谜

与国外债券市场的一般规律以及债券定价的标准理论不同,中国企业信用债券市场投资者对有担保的债券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溢价。为了解释这一“担保正溢价”的现象,本文提出了“评级包装”这一新的理论假说,即资质差的债券发行企业为了成功发行,会通过提供更多的担保等增信条款为获取高评级创造条件;而投资者意识到担保等条款实际上是企业事前资质较差的一个信号,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会要求更高的发行信用利差。理论分析表明,当担保正溢价存在时,企业先验质量越差,企业个体违约风险越高,以及担保质量越差时,则担保正溢价越高。基于2009—2020年的交易所信用债样本,一系列实证检验支持上述理论预测,且实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证据说明,评级机构尽管并不会完全脱离债券基本面进行评级,但策略性的债券条款设计依然会带来评级膨胀。最后,本文对评级包装的经济后果以及以评级为基准的一系列监管政策进行了评估。     

主权信用评级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研究述评

国际证券市场的持续动荡,使得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作用越加突现。诸多研究指出,主权信用评级调整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存在影响,但由于市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不同,股票市场比债券市场的反应剧烈,而且股票市场对主权信用评级调整能作出提前响应。由于市场预期和经济周期的合力作用,市场存在着对正负评级变化的不对称反应。因此,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议,一方面增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为制定风险防范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公司债券的经验证据

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尽量避免违约事件发生，降低信用风险，减少债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研究国内外债券融资成本相关课题，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2016—202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样本，探究信用评级对我国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中起着信号传递的作用，有效减少了投资人和发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债项评级和主体信用评级作用效果较为显著，国际信用评级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结论，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信用如金: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准自然实验,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组成的纳税信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评级高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发挥声誉保险效应,增强投资者信心,避免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时投资者因恐慌情绪抛售股票,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还表明,高纳税声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包括纳税信用管理在内的社会征信体系,使健全的征信体系成为保障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有效的重要基础.     

基于评级的投资行为和债券市场分割?

文章阐述了分割的债券市场中评级影响市场价格的新渠道,相对于以往的研究,该渠道建立在非制度约束下资产管理行为的基础上。文章选用2005年雷曼债券指数的重新定义公告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该公告宣布自2015年7月1日起,投资级债券的信用评级认证机构由两家评级机构(标普与穆迪)扩充至三家(第三家为惠誉)。原法则下的债券评级选用标普与穆迪评级的最低值,而新法则下是三家评级机构评级的中位数。新法则的实施使一些原先被认定为垃圾级(高收益)的债券在三大评级机构各自的评级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被“机械升级”为投资级债券,从而债券估值发生了变化,其平均异常到期收益率在事件后下降了21个基点。文章发现这种估值变化主要来源于资产类别敏感型机构投资者的债券购买行为,因为他们认为新法则下这些债券是有投资价值的。信誉、法规、指数化和流动性等方面的假设均不能解释这些债券的价格走势及其交易方式。     

ESG评级分歧与债务资本成本

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当前公司金融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ESG表现的考察依赖于ESG评级,但目前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是不同ESG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影响和对策尚待研究。本文首次检验了ESG评级分歧对上市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探讨背后的机制。结果表明,ESG评级分歧较高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债务资本成本。本文进一步分析了2019年香港交易所进行的ESG信息披露规则改革的政策冲击,和ESG评级分歧在不同信息披露规范性企业中的影响,发现企业ESG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是导致该效应的重要因素,市场认为企业ESG真实表现背离评级均值的风险高,因而要求一个额外的风险溢价。此外,结合文献中关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的证据,本文发现尽管评级分歧使企业债务资本成本增加,但由于该分歧同时增加了权益融资成本,故企业债务融资比例不降反升。本文从企业融资决策的视角,为ESG评级分歧产生的后果和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并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由于ESG评级分歧负面影响的机制在于让市场认为其信息披露不规范,因此解决评级分歧负面影响的关键在于建立ESG信息披露标准来引导企业规范披露,并引导企业积极...     

企业所有权属性与中外ESG评级分歧

文章从企业所有权属性视角,对中外ESG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歧特征及形成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与国外评级机构相比,国内评级机构针对国有企业的评级偏高,而针对非国有企业的评级偏低。这一评级分歧的非对称性主要源于中外ESG评级机构对企业承担的稳定经济、保障就业等“隐性”社会责任以及是否按照国际标准进行信息披露的评价存在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外评级机构对我国企业的评级分歧显著抑制了国外投资者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且评级分歧的非对称性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而将“隐性”社会责任显性化并加强企业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中外ESG评级机构对国有企业的评级分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推进信息披露规则的国际化,构建兼顾国际化与本土特色的ESG评价体系提供了有力证据。     

浅谈目前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现状

信用评级机构掌握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定价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在国际上的信用评级机构完全被美国垄断,而且奉行的都是对内对外双重标准,这对于像我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为不利。本文主要从信用评级机构的威力,信用评级机构的阴谋以及怎样应对评级机构的垄断作出了简要概述。     

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准入条件的研究

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发展至今,行业的发展和监管越来越规范,但目前仍存在信用评级明显偏高的现象。通过剖析美欧信用评级的监管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对比中国信用评级的监管现状,指出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做好评级机构的准入和监管工作,并建议从评级流程、独立性、责任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入手。     

全球次级债危机对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的启示

由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全球化,以及参与美国次级债券的投资机构众多,美国次级债危机很快在全球蔓延开来,逐步演变成了一场全球信用危机,而一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信用评级机构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中却备受指责.这场全球性的信用危机为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违约事件频发下的债券评级制度完善建议

信用评级制度通过向广大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改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运作效率.相比发达国家,我国信用评级业面临的市场和制度环境都很不完善.尤其2014年出现了首例违约债券后,违约事件的频发给市场造成极度恐慌,加速了信用评级业弊端的暴露,因此更加要求我们完善信用评级制度,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KMV模型度量信用风险的有效性与应用研究——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阐述了KMV模型的基本思想和实际操作步骤,并将其与传统信用评级、其他现代信用评级进行比较分析其优势。其次,利用中国债券市场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KMV模型的适用性和在挖掘信用评级被低估或高估的上市发债主体上的应用。     

影响国家主权评级因素的实证分析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从评价机构公布的众多影响因素中选取几个决定性因素,然后运用一个主权信用评级决定因素分析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实证分析了2011年93个国家标准普尔的国家信用评级数据。通过研究发现,一国曾经发生过违约事件对该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对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程度较小,这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     

盲目炒作还是慧眼识珠?——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挖掘行为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基金的一些市场炒作行为引致了舆论对其投资行为和专业能力的质疑。本文通过对基金信息挖掘机制的考察来分析上述异质行为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区分不同信息特点的上市公司和不同层面的公司信息,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总体上显现出一定的信息挖掘能力,但其信息挖掘行为存在结构性差异。对于信息环境较好和基本面波动较小的大市值公司样本而言,基金挖掘关注了与公司价值相关的基本面信息,并通过较强的信息挖掘能力获取了私有信息,是真正的"知情交易者"。但对小市值公司而言,尽管基金对公司特质信息进行了挖掘,但并没有体现出对基本面信息的关注,说明基金对小市值公司的投资更多是基于信息噪音的市场炒作。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定位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市场性质和专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