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康之路

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方时,用“小康”这个词语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小康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小康”概念。     

深刻领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丰富内涵

一我国很早就有“小康”的提法。《诗经》有载:“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小康”一词的最早出现。在西汉《礼记·礼运》中有这样的描述:“禹、汤、文、武、周公之治,以天下为家,虽政务修明,人民安乐,而犹逊于五帝大同之世,故谓之小康。”小康遂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其影响所及仅次于对“大同”的向往。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了“小康之家”;1984年3月25日和6月30日,邓小平在两次会见日本友人时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此后又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目标。1982年9月,…     

浅谈小康社会和全球化经济的联系

一、“小康”概念的溯源及特定发展 1．“小康”这个概念，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小康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据考证，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其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人们有劳有逸，日子就能好过。后来儒家把比大同社会较低级的一种人们能维持中等生活水准的社会称之为小康。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石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明确，实则不然。如果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乌托帮》算起，“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人类大同社会的理想，已经绵延４００余年；如果从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旅程；如...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考与展望

“小康”一词,作为一种社会模式的描述,最初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作为一种十分向往的理想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及历史意义

和谐及其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渊源。“和谐”的哲学内涵是“和而不同”：“和谐社会”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低级的小康（糠）社会;一种是高级的大同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是科学发展观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佳途径。     

对新古典传统的另类批评——如果“看不见的手”真的存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他的意思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在市场中活动,不自觉的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本     

艾哈德的经济理论与实践

<正> 一路德维希·艾哈德是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缔造者,一度被誉为“西德经济奇迹之父”,曾在联邦德国国内外颇负盛名。他的著作《大众的福利》、《成功的经济学》、《西德回到世界市场》、《德国的报告》等先后被译成英、法等语种,广为传播。艾哈德早年跟从弗里茨·奥本海默教授研究经济学。奥本海默“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相协调”的企图曾影响艾哈德在“社会市场经济”中强调“有良心的资本主义”和“注意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自由企业”。艾哈德信奉过“历史学派”;三十年代,他转向瓦尔特·欧根和威廉·勒普克等创立的“弗赖堡学派”;四十年代,他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思想体系,并拟定了战后复兴德国经济的计划。尽管“社会市场经济”一词是曾任艾     

从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国政治致思主题的转变

中国的社会一文化转型发生于二十世纪初, 至今仍未竞其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致思主题从“大同” 趋向“自由”。这种政治致思主题的变化关涉到中国现代 转型的格局与方向。本文从思想史一社会史角度对大同 模式和自由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指出从大同到自由是政 治致思模式和政治行动方案的双重转换,从而带动整体 性的社会转型运动。     

略论《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商业观

《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中对经济问题研究的专列篇章。它兼容了商业理论与商业实务两大内容,并形成两者的统一,开创了中国史书中研究商业经济活动的先例。这在中国史籍中是无与伦比的,反映了司马迁不仅是中国的史学巨匠,而且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重商观点的思想家。 “商不出则三宝绝” ——肯定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轻视商品生产和抑制商业的思想起源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为害最烈。从秦汉以来二千多年里,“重本抑末”成为封建社会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     

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

历史包括思想,思想包括哲学。中国学术传统原本极重视“人本·历史”,应逐渐改变而重视“理本·哲学”。中国思想传统并不缺乏“知识论”关注,也有“真理”观念。     

中国“大同”社会理想的历史嬗变

＂大同＂社会理想是中国人民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与主题,它贯穿于中国历代对于理想社会追求的全过程。从＂大同＂社会理想的思想渊源＂;大同＂社会理想的整体预设与直接阐述＂;大同＂社会理想的发展与嬗变＂;大同＂社会理想的升华与系统总结及建构;＂大同＂社会理想的尘埃落地等四个历史层次勾画了中国＂大同＂社会理想的历史嬗变,展示了中华民族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整体风貌与特质。     

论《管子·轻重》

《管子·轻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学术界迄今对它还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本文想简要地谈谈我的看法。一《管子·轻重》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经济理论呢?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资本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我国战国年间商业资本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它的活动规律已经有可能被人们初步认识。《管子·轻重》就是当时专门讨论商业资本活动规律的文献。但是,这样说还不够。它所讨论的商业资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资本,而是由封建国家经营,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商业资本,我认为     

宣传工作中的义与利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义轻利:“不义而强,其毙秘速”(《左传·昭公元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一个《论语》,谈“仁”,作为道德含义的有100次。而谈到“智”,作为智育含义的只有25次。然而,一些人对此总是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重义轻利”与市场经济不合拍,必须以“义利并重”取而代之;而宣传工作,也应与其相适应。即对“义”与利”的宣传要平分秋色。笔者窃以为这是一个误区,重义轻利,仍应是宣传工作的一个原则。     

走进实物交换的时代

实物交换，本是人类最早的一种社会交换方式。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及相互交换的需要。但最初不仅交换行为异常简单，而且完全是一种“投挑报李”式的实物交换。据考在四五千年之前的神农、唐尧时代，中国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方式。《易经·系辞下》讲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对其时代商品交换的一个记载。随着交换对象的不断扩大，交换活动越来越频繁，人类交换方式朝着越来越抽象化与非实体的方向发展。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货币是通过消灭了一切个…     

和谐与大同:中国古代两种经济发展思路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构建理想社会的经济思路:一为基于和谐理念的经济多样性主张;另一为取消私有制的大同社会模式。这两种思路体现了不同的哲学方法,因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相异,二者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更不能同日而语。文章的分析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日益显示出和谐价值的当今,传统的乌托邦思想仍然有回潮的可能。     

体验营销与传统营销区别何在

1998年,美国战略地平线LLP顾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合著《体验经济》一书,宣告了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2001年伯恩特·H·施密特博士在《体验营销》中提出了适应体验经济时代的营销模式——体验营销。它是指企业以商品为载体、以服务为舞台、以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为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它是站在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和关联五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一种崭新的思考方式。体验营销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其与传统营销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关注…     

本月书评

卡尔·波兰尼在其名著《巨变》中提出三种“交换类型”:“市场”、“再分配”、“互惠”,以此勾勒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西方学者研究转型国家时多采纳这一理论框架,将“转型”视为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然而卡尔·波兰尼的“市场”、“再分配”等范畴属于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想类型”,概念本身并未能确定对象的现实结构,兼之各国“转型”的模式与路径纷繁错综,其间“市场”与“再分配”互相渗透,两极之间绵亘着复杂暧昧的中间地带,因此主流的“市场”——“再分配”分析框架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挑战,在解释中国改革时尤其如此。     

C模式：自律式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在中国有两本书比较出名。一本书是《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另一本书是《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在《B模式》这本书里,他对书名作了解释。他说是受到演节目、演戏A、B角的启发。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来有问题了,现在要新换一种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就像演节目,该轮到B角上场了,因此他取了这个书名叫《B模式》。其实,《B模式》就是一种考虑生态、考虑环境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我借着他的题目来一个“C模式”,但并不是简单地按A、B、C排序。这里的C是指China,是想谈谈中国的经济…     

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再探索——基于恩格斯1876-1895年经典文本的研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但学界研究成果和共识较少。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直接原因是要驳斥杜林的“历史的主要动力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它与马克思提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思想相呼应。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需要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但这并不是否定马克思经济学说,而是一种发展。特别地,恩格斯提出以分工作为红线构建广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积极的实践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