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实证检验——基于福建省数据

选取福建省1990-2008年的数据,分别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建立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比较.结果表明,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持久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高于当期绝对收入.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而言,持久收入假说模型优于相对收入假说模型且解释力强;而对于农民消费行为而言,相对收入假说模型优于持久收入假说模型但解释作用有限,提示两种假说的结合可以弥补绝对收入假说的不足,从而有效解释农民消费行为.     

广西CPI波动偏高的原因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广西CPI波动大于全国的平均波动水平。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1978年以来,影响广西年度CPI定基指数的具体因素主要有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广西各项存款年末余额、广西进出口差额、广西存货增加额和政府消费等五个变量,这五个变量可以解释广西CPI定基指数的95.6%的变差。1990—2009年的20年间,广西的CPI波动幅度大于全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存货增加的波动幅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中国样本探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

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状况,得出了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的结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港口物流与产业集群发展关联度分析

文章指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港口物流与产业集群发展关系研究中指标和数据选取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关系的模型,对1999—2008年间广西物流产业与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西物流与集群经济之间是一个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文章最后提出大力发展广西港口物流业以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西部落后省份出口贸易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通过对贵州省1990年～2010年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周期波动性和贸易竞争力指数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贵州出口贸易21年间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滞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区域、出口贸易主体和出口地区过度集中,结构均不合理;出口贸易总量整体上升,但有长短期的波动;出口产品贸易竞争力总体不强.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西部落后省份出口贸易发展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通过对贵州省1990年～2010年出口贸易的总体发展状况、周期波动性和贸易竞争力指数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贵州出口贸易21年间的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滞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区域、出口贸易主体和出口地区过度集中,结构均不合理;出口贸易总量整体上升,但有长短期的波动;出口产品贸易竞争力总体不强。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广西地市人均GDP基尼系数分析

人均GDP基尼系数是判断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解释了基尼系数的含义之后,计算出广西十四个地市的人均GDP基尼系数,并把它们与十四个地市的人均GDP指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与分析,得出十四个地市的经济发展相对水平和均衡程度以及所属的经济发展类型,并且对每种类型提出了发展策略与建议。     

武汉城市圈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07年间武汉城市圈9城市历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该城市圈各城市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的演变,分别从绝对差距、相对差距、"倒U"型假说以及收敛性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详细分析。结果显示:绝对差距逐年扩大,而相对差距总体是缩小的,尽管期间扩大和缩小交替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通过检验;δ-收敛和绝对β-收敛都通过了检验,证明了收敛性的存在;通过控制影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差距的经济结构差异变量后,条件β-收敛显著存在,一产比重与收入的增长负相关,而二产比重则相反。     

地方政府效率测度:来自广西的样本——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分析

地方政府效率体现了政府活动过程及结果的相对水平。本文选取相应综合指标,应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来测度广西14个市2004年-2012年的政府效率。结果表明广西14个市的整体效率并不高;柳州等5个市的效率值一直居于高位,南宁、桂林等4个市的效率一直处于下游;规模效益递减和技术变动是影响政府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广西14个市的政府效率有正影响,特别是对港口城市;2008年金融危机对广西政府效率的负影响至今未消除;从长期来看,2009年中央政府4万亿的投资对广西政府效率有不利影响。     

中部六省入境旅游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1996年～2008年间的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数据,构建多种评价指标,对中部六省入境游客旅游消费变动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入境旅游规模增长趋势明显,但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入境消费模式仍以数量型扩张为主;六省区以滞后型消费模式为主,消费质量偏低,非基本消费支出还不是区域内的主要消费;区域入境旅游消费不平衡指数随时间推移呈减小趋势,但区域内不平衡格局变化较为明显。     

浙江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轨迹及分解分析

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基本单元,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运用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浙江省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轨迹,并运用锡尔系数对其进行了空间分解.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呈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差异是造成浙江省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提出了有关建议.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和成因探究

在测度中国省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平衡的影响因素:1989年至2008年间,中国省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断加剧,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II)增长了30%左右,泰尔指数(I)的增幅更是高达67%;人均GDP、国内资本存量、贸易开放度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等因素显著加剧了地区间不平衡,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显著抑制了地区间不平衡的扩大;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也对地区间不平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平衡的影响作用是不确定的。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广西经济源增长分析

文章在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对广西经济增长贡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索了广西经济增长过程中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情况,并测算出1990-2012年间平均技术进步率大概在2.1%-3.0%之间,与其他省份相比处于落后地位。最后通过拟合内生增长模型计算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各年份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得出广西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发现广西在2002年左右达到最高点后出现平缓下降趋势。     

IPO融资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联与机理

中国大陆地区IPO融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以1990-2008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人均IPO筹资额和人均实际GDP水平数据为样本进行的省际和地带间ECM模型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差距与IPO融资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I,PO融资差距是地区差距的格兰杰成因。     

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发展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以杭州为例

把杭州西湖区、上城区等六大中心城区作为城市旅游核心区,把萧山区、余杭区等7区（县、市）作为城市旅游边缘区,以旅游总收入、旅游总接待人次作为测度旅游发展空间差异的指标,用标准差和离差系数分别衡量了杭州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总收入与旅游总接待人次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并对差异形成的机制进行了分析。采用旅游相对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评价指数对杭州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相对发展水平及旅游产业地位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采用散点图分析了杭州旅游边缘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空间分异规律。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与演变方式分析

文章运用泰尔指数估计甘肃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非参数核密度函数揭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0-2008年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且城乡收入差距已逐渐呈现两极化。进一步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验证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说明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对高级成熟的阶段时,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缩小的可能。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标准及其规模变动：基于CHNS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直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之一，但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因为计算标准不同而一直存在争议。中等收入群体衡量标准通常分为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标准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使用绝对标准界定中等收入群体较为合理。根据CHNS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收入介于28 470～117 650元为中等收入区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快速增长，从1999年的0.8%上升到2014年的18.2%。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情况，估计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将达到52.4%。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将有助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两型”指标的两型社会综合评价研究

运用基于"两型"指标的核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两型社会建设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显示:两型社会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但呈现阶段性特征:2000~2007年间建设水平很低,2008年达到较低水平,2009~2010年间达到一般水平,2011年则达到了较高水平;两型生产指数、科技发展指数较大且持续增大,而两型消费指数、两型流通指数、生态建设指数均维持在较低水平,生态建设指数还呈现2000~2008年间持续下降的局面。这表明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水平提高主要得益于两型生产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两型消费水平、两型流通水平尤其是生态建设水平亟待提高。     

原油指数和铜期货指数的相关性分析——以WTI原油指数与HG铜期货指数为例

原油是世界各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保障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铜是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的基础支柱之一,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的物质保障。我国对原油与铜的对外依存度高,国际议价能力弱,国际原油与铜价的大幅度波动,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分别以WTI原油指数和HC铜期货指数2008年1月-2019年12月的月度数据和2008年1-5月的日度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原油指数与铜期货指数长期存在正向均衡关系,在某些特定时期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鉴于此,本文提出原油与铜资源安全供给、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完善期货市场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