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及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公共政策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历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探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制定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公共政策十分必要。本文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平主要源自初始条件的不公平、要素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和政府功能性分配的不到位;并指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目标的公共政策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在市场中获取收入的能力、利用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利用转移支付制度改善穷人的生活待遇。     

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基于转移支付依赖的门槛效应分析

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本文实证考察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间纵向财政分配体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总体上未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而转移支付依赖度超过某个阈值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反而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在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应合理控制转移支付规模,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中国式分权、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对我国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重新测度,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财政收支分权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是财政收入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二是财政收支分权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抑或支出分权对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总体居民;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在不同区制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显著地非线性特征.即从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跨入较高的第二区制时,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负转变为正.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全面构建央地新型政府间财政关系,还可以为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同龄收入不均等与财政再分配贡献——基于个税和转移支付的实证分析

测算个税-转移支付体系在减少不平等中的效应及效率,从而保证财政工具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缓解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造了一种基于年龄调整的基尼系数测度同龄收入不均等,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测度了个税、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在再分配中的垂直效应、再排序效应和收入变动轨迹,并通过模拟最优分配方式测算支出效率及配置效率.结果 显示,基于年龄调整的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比基于传统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了2％;个税-转移支付体系整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达到4.9％左右,而2019年新个税的边际贡献率小于旧个税;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保证了相对贫困群体的向上流动;个税和转移支付的支出效率分别为71.27％和45.55％,配置效率分别为70.45％和46.84％.本文认为,政府应重视同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保障初次分配公平,在设计再分配政策时注重完善个税综合税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分配的公平性.     

我国财政手段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解析

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社科院住户调查数据探查了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对市场收入不平等、总收入不平等及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三个层次上的不平等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主要根源是由于政府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规模不足。转移支付结构上更加注重向城市居民转移的现状也加重了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不平等。本文还比较了中美两国以个人所得税和政府转移支付为代表的财政手段的再分配效应的异同,对我国未来政府转移支付及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建议。     

从收支两方面考虑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从收支两方面分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包括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不显著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并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个税改革和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偏远地区及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倾斜,特别是强化教育支出公平。     

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不平等的影响:反事实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农户数据,本文用固定效应估计了公共转移支付和私人转移支付对接受者收入、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探讨转移支付对贫困、不平等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没有影响;私人转移支付有效地减少了贫困,它使贫困发生率下降0.36%～5%;两种转移支付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非贫困家庭,但两种转移支付在贫困者和非贫困者收入中占比有较大不同,私人转移支付增加了不平等,而公共转移支付影响不平等的作用微弱.     

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与再分配偏好——来自CGSS2013的经验证据

国内外的一些微观调查显示,我国居民存在强烈的再分配偏好。为剖析这一现象,本文从个体主观感知视角出发,基于再分配偏好决定因素、不平等陷阱理论以及目标追求理论,构建了分析收入公平感、流动性预期对再分配偏好影响的基本框架,并利用CGSS 2013数据,采用Logit回归、改进的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收入公平感的降低不仅会直接增强再分配偏好,还会通过降低流动性预期这一中介变量来进一步提高再分配偏好。这一双重作用的存在构成了我国居民再分配偏好偏强的主要诱因。这一结论对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强化二次分配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在初次分配这一领域不但不能消除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相反这种收入差距正是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起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二次分配就成了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领域。由于我国过去在二次分配中调控乏力,致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存在扩大的趋势,所以必须强化政府对二次分配的调节,采取相应措施,如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幅提高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严格调控房价和资产价格,推进二次房改,惩治腐败等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的真正公平。     

中国式分权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预算内外双重维度的实证考察

本文首先从预算内外两个维度理论诠释收支分权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然后在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中国式分权水平进行重新测度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分区域视角实证考察了中国式分权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区域,预算内收入分权的提升均有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2)预算内支出分权的提升虽然从全国来看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但在预算内支出分权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仍可以显著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3)预算外收支分权对全国与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即预算外收入分权使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愈加恶化,而预算外支出分权却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4)转移支付、受教育年限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亦有推渡助澜之效,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度对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本文结论不仅对中国式分权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重塑公平效率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还可以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     

深化财政支出改革 调节城乡收入分配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指出财政支出基建倾向和城镇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别有扩大和缩小作用。运用31个省份2006-2012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增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高地方财政自主性,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可以起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因而,为了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要继续加大民生财政支出力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升地方财政自主性,财政支出重点要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斜。     

新农村建设中的财政困境和出路

目前,财政分权技术性安排呈现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弊端,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少透明度和公平性,财政只侧重对收入的划分,对支出责任的划分不明确,导致财政收入层层上解和责任的层层下放,造成了利益上收、矛盾下放,转移支付地区间差别拉大,公共资金使用低效率。应明确政府的事权和责任,改进收支分配方案,改进预算管理与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公平财政目标,探索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新的财政机制,实施与财政分权相对应的改革措施。     

浅析我国收入分配问题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与占有财富的不同将导致收入存在差距,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强度不够,导致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就需要收入再分配发挥作用,但目前我国社会收入再分配领域矛盾突出,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存在＂逆向调节＂等问题。因此,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势在必行,应消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加强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完善我国的法制环境,充分发挥再分配的公平作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依法打击并严厉查处违法＂高收入者＂。     

资源分配不公决定收入分配不公——再论公平与分配不能联姻

分配不公是目前普遍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包含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由政府所主持的二次分配和由资源分配不公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分配不公是无法改变的。文章提出,我国目前的分配不公不是效率优先引起的,因为我国的效率并不高,而且高效率并不意味着基尼系数扩大,也不一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低也不意味着分配公平。造成我国目前分配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是资源分配不公。第一,一些优势生产要素被垄断行业所控制,如石油、电力、通讯、铁路、金融、烟草等。第二,在运行规则上不公平,如城乡之间政策上的不公平等。第三,执法不公。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一是要深化改革,尽快使改革到位;二是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改革,使政府肩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神圣职责。那种认为只要将效率优先改为公平优先就可以实现公平分配的想法是错误的。     

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职能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解

本文构建了人口不完全流动条件下多级财政再分配职能分解的理论模型。模型显示,地方财政能够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对收入不平等进行平抑,但外部性使其再分配力度有所保留,为此,中央财政再分配予以弥补,两级再分配职能相互协调。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以及多层非参数残差Bootstrap模型,运用中国省级数据,我们检验了理论假说。随机效应的方差表明,地方财政再分配失灵解释了收入不平等的70%强,中央财政的解释力不到30%,地方财政再分配在平抑收入不平等中承担主要责任。我们还发现,地方的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入不平等,但地方转移支付却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中央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转移支付的功能缺陷,平抑了收入不平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分配所占比重

本文计算了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的基本格局,并将我国与美国、日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重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企业利润侵蚀了劳动报酬,政府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微弱和转移性支出制度不完善等。最后,文中分析了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减轻居民负担,三是缩小收入差距,四是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差距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探究

本文利用按收入等级分组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数据,在假设模型的基础上计算衡量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模拟了不同收入分配情况下收入差距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利用回归模型计算得到包含政府转移支付和不包含政府转移支付两种情况下泰尔指数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弹性系数。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近年来政府主导的转移支付政策对减小城镇居民贫富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并且在政府实施转移支付政策后消费对收入差距的变动更为敏感。     

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治理研究

目前,我国收入的初次分配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导致劳资关系紧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收入初次分配公平,必须坚持初次分取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依靠市场的基础作用与政府的调节作用。保障公民参与初次分取的基本权利等原则,实行联合产权制度,保证劳动者初次分取外部环境的相对公平。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及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税前收入、税后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基尼系数，计算各个收入阶层的平均税率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等多角度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但没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2002年以来个人所得税逐渐发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对高收入阶层课以重税，同时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是改善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行之有效的措施，税收政策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政策相结合，可以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论我国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税收政策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对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和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机制的特征与理论依据,对我国目前税收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