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上海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文章估算了1994-2008年上海市工业分行业能源终端消费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对其演变趋势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黑色金属行业作为第一排放大户,其排放走势对工业部门整体排放趋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碳排放规模和强度与劳均产出之间分别呈现出N型和倒N型曲线关系;煤炭消费比重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对其均表现出显著的限制作用,而投资规模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碳排放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均产出和能源效率是对碳排放产生长期影响最强的两个因素。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碳排放效应——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及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7—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STIRPAT的扩展形式,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碳排放效应。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将空间自相关性纳入传统模型中,并且未采用简单的三次产业划分法描述产业结构,而是将生产部门细分为五类行业。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空间维度上的依赖性和异质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受经济规律和发展实际的限制,这影响了减排效果的发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但工业发展的高能耗、高污染特征仍非常明显,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其他行业比重调整的降碳作用有待更充分的激发。指出:我国应推进农业机械化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相结合,促进以技术创新与进步为基础的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各区域要力求与周边地区协调、互助,共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     

中国区域能源压力的空间差异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伴随而来则是每年能源消费量屡创新高,对能源生产和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采用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将能源消费的空间效应纳入到STIRPAT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由于各个地区对能源产生的压力不同,因此利用局域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开展研究.结果发现:采用GWR模型进行估计各个地区人口、社会富裕度和第二产业对能源的弹性是有差异性的.各个地区针时本地区能源产生压力的三个因素制定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是有必要的.     

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31个行业1998年-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能源价格、FDI的进入程度、进出口商品结构、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和R＆D投资强度对中国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价格的上涨对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FDI的进入程度与R＆D投资强度都有助于降低工业特别是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出口额在工业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利于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工业能源强度没有显著影响;降低高能源强度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在整个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有助于降低全工业行业和低能源强度行业的能源强度。     

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组别,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城市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日趋成为引起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均财富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是存在的,但距到达碳排放拐点分别需要12年、31年和23年。最后,根据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碳减排对策。     

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2015年我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而交通运输业作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每年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值得各地关注。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各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0-0.1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交通运输业能耗强度对0.1-0.25分位省份影响最大,货物周转量对0.1-0.25分位省份影响最大;旅客周转量对0.75-0.9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交通线路密度对0.75-0.9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结果显示不同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减排过程中,各省需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从而使交通运输业为我国实现碳排放达峰提供更大助力。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行业异质性、CO_2排放与政策选择——基于湖北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湖北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使得湖北碳市场建设对于全国碳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不同的工业行业无论是其排放总量还是排放强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要厘清各行业的碳减排潜力,必须从行业特征着手,分析行业特征与CO2排放的相关性。本文利用《湖北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进行数据挖掘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湖北省26个工业行业CO2减排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工业总产值、营业利润、国家资本、出口比例、国家政策对行业的CO2排放量具有重要影响;折旧率、能源结构、外商资本比例和人均产值对CO2排放量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行业特征,建立配额分配动态调整机制和行业援助机制,对于提高CO2排放权交易的公平性和经济性,以较低的经济代价推动湖北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因素分解模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为例

文章通过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地计算了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增长对山西1990年～2008年CO2排放的贡献度。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对山西人均碳排放的拉动作用呈指数增长。相较之,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在碳减排方面的抑制作用在不断弱化,难以抵消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因此,山西亟需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优化能源结构,增加其在碳减排上的抑制作用。     

基于GWR模型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空间差异研究

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从区域层面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扩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变系数空间计量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实证考察了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时空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且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要想实现区域差异化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差异。     

基于STIRPAT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分析北大核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修正的STIRPAT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2)值达到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均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GDP是影响浙江省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基于199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构建扩展STIRPAT模型,使用1995—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强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刚性——这在中、西部地区尤为明显;中国城镇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区域差异,即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正比,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成反比。     

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低碳路径选择：基于广东工业的实证分析

对工业适度重型化背景下的高碳发展惯性特征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以广东为重点,利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 LMDI）研究工业能源消费历史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广东工业重型化和高碳化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处于惯性高位区间,工业碳排放峰值预计出现在2025年左右;由技术进步诱发的能源效率提升是过去十多年来碳排放增长减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尚未发挥足够的降碳效应。结合广东工业适度重型化发展特征,研究认为,能源效率提升仍是现阶段广东工业碳减排的主要途径。随着技术进步效应的边际递减,中远期碳减排的主要动力源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IPAT改进模型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与能源消耗的增长,以及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不断增加。文章以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能源消耗量、能源技术进步率、能源结构优化系数变动率为影响因素在对IPAT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对2006-2011年间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主要结论是长三角地区能源技术进步率与能源结构优化的减排作用还不能抵消人口与GDP的快速增长的影响,受能源结构优化系数变动比率逐步增加的影响,碳排放量受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影响呈逐年减小趋势,能源技术进步率与能源结构优化的减排作用日趋显著。     

基于STIRPAT模型的山东省空气污染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STIRPAT模型结合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山东省的三类空气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不同而不同.其中,烟粉尘排放随人均GDP的增长呈倒“U”形趋势,而SO2排放、工业废气排放随人均GDP的增长呈“U”形趋势.此外,SO2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和烟粉尘排放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最后,本文从政府监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区域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文章通过分解模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变动由行业碳排放强度和行业产出份额共同作用.相对于行业产出份额,行业碳排放强度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变动影响更大.而工业行业对整个社会碳排放强度贡献较大,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有较大影响.因此,江苏省碳排放强度研究应该重点放在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尤其是研究工业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上以及工业结构的调整上.     

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随机系数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吸引外资以期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时至今日,此举是否真正换来了技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值得我们细分研究。本文选取1999-2009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行业增加值数据,通过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FDI对三次产业中各个细分行业的影响,从而得出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FDI对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有影响,但不够显著;FDI对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FDI对第三产业内绝大多数行业增加值的影响显著。进而表明FDI的流入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基于STIRPAT模型的黑龙江省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利用"自下而上法"测算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基础上,通过STIRPAT模型分析了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2000年的116.78万吨增加到2016年的318.86万吨,年均增长10.18%;在所选的5个因子中,当旅游者总数、旅游业总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时,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增加0.208 5%、0.229 7%、0.093 3%、0.201 1%;而当旅游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每降低1%时,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0.250 5%。表明旅游业总收入对增加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最大,而提高能源利用水平是实现黑龙江省旅游业碳减排的重要途径。     

我国终端能源消费因素分析及实证研究——基于Laspeyres指数分解技术

运用Laspeyres指数完全分解技术对1995—2008年我国六部门的终端能源消费变动进行量化分析,分解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能源技术进步等因素对能源消费变动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我国终端能耗逐年增长的主导因素,其中技术进步的节能潜力要远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节能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