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基础和理念探析

民法产生于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并以商品经济为经济条件。在市民社会中，所有人身份平等而且自主，中国历史上国家权力庞大，市民社会一直不发达，这是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法是私法的全部，公私法划分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民法所特有的私法传统与理念。市民社会的平等和自主决定了民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私法自治。     

网络嵌入:嵌入差异与嵌入绩效

对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怀一直是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宗旨,它在对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建构了一种可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宏大的经济社会理论。其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其核心概念———“社会嵌入性”的一般化而从中获得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那就是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生活的“合法性”。然而,目前对嵌入性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还很少见,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这一概念还不甚了解,或关注不多;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嵌入性本身的分析层次错综复杂、类型繁多,而且各种嵌入类型与经济绩效间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以此为着眼点,分析嵌入性观点的理论发展,并以企业网络中的嵌入性为基点,本着回答“如何最佳嵌入”的问题,对各种嵌入类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义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揭示了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认为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和法的关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推动法学研究和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市民社会发展浅析

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复兴市民社会理论的热潮,并于90年代被引入中国。当前中国建构市民社会主要存在经济、法治和文化三方面的短板,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完善市场经济、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理性市民文化的角度为中国形成成熟市民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市民社会研究

若要市民社会发挥其建构民主的作用,市民社会组织就必须自主。尽管自主常被视为市民社会的标志,但很少有人煞费其事地去探索市民社会组织到底能多大程度地摆脱国家和企业的控制,实现财务独立。     

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另类支持——基于行政许可法立法理念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影响的分析

相对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的建构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其基本路径乃是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国的行政许可立法,既尊重了中国当代国家和社会渐次分离的现实,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确立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诚信政府等立法理念无疑促进了市民社会的生长。作为一种推动社会现实的工具,行政许可法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我国法制建设对市场经济发展另类支持一个具体表现。     

马克思解析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角度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出现在早期,与当下市民社会理论的种种思潮相较,观察的角度和立足点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引起了解释上的困难.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来解读市民社会,而当下的市民社会研究是从"国家一社会"的二元结构来理解国家权力渊源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市民社会：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由之路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社会中的政府公权力领域与公民私权利领域的界限不甚分明，也一直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法治政府理念的提出，为培育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民社会的建成有利在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推进我国社会稳步的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分类因变量Lostic模型,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他们试图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提出了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下的增长质量评价——基于被修正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型推论

在进行经济核算时,经济学孤立地看待经济系统,没有将其看成是嵌入在社会政治系统和自然资源系统当中的一个子系统,因而忽略了许多不应该忽略的成本.为了纠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不仅将经济系统嵌入到社会政治系统和自然资源系统当中进行考察,而且建构出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增长不经济现象进行了考察,并得出结论:当经济系统运行成本、社会成本与生态资源成本三者的边际成本之和恰好等于经济系统产出的边际收益时,那么经济系统运行就是有效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付这三种成本的主体并不一致,因此,有可能出现不经济的现象.     

市民社会的“间隙生产”——南苑“社区代理权”系列诉讼的拓展分析

转型背景下,现有的市民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共同体(组织)、国家—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和政治—公民权(权利)三方面,主要以西方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研究独立市民社会的生产,要么验证独立市民社会的存在,要么使用规范研究对其应然性进行论证.本文采用实践逻辑,认为市民社会的生产是一种国家与市民社会新的关系的重构,是在原支配性网络中“间隙生产”出来的.文章着力于社区,采用内容分析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中观的分析单位反映宏观的社会变迁.在“间隙生产”的逻辑下,国家与市民社会需要将策略性关系转换为更稳定的法理型关系,才能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义利之辨:民国时期天津市小本借贷处成立之初的官商博弈

天津小本借贷处是天津市政府针对小本工商业者设立的借贷机构.由于缺少资金政府便向银行借贷.政府得到了银行贷款,银行让渡了会计和经理等重要岗位的人事权.在天津地方政府和天津商界的共谋之下,救国基金化为实业基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市民银行,小本借贷处挂靠其下,由一个“官办商督”机构变成了“官督商办”的机构.政府与商界的博弈中,显示了国家和社会既有合作也存在矛盾,他们的合作与矛盾是社会经济系统中不同职能关系的反映,同时也表明小本借贷的成功需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市民社会是民法发展和民法精神孕育的基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市民社会基本关系的法律调整.民法典的制定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形式上意味着私法意识的建立,在实践上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真正的纳入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和公共社会秩序中.本文从市民社会的源流和变迁出发,对古代社会到清末修律运动再到近现代社会来分析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论证市民社会市民法典指定的基础.     

以人为本抓创建抓好创建为人民--甘肃省嘉峪关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纪实

近年来，甘肃省嘉峪关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也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他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以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不断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论从市民社会和民商法到经济国家和经济法的时代跨越

市民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概念,代表了民主文明与相关价值的需求,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市民时代的终结则代表了经济国家与经济法的兴起,从民商法到经济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跨越过程,经济法是民商法存在的必要条件,能够在根本上保证民商法对于社会成员与市场环境下进行自由活动,进而在根本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浅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实力建构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全球性相互依赖网络的形成，从而深刻影响着国家传统实力的内涵与外延，使国家硬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下降，软实力的作用突显，国家实力的重新建构也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的硬实力发展相对成熟，其软实力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多地表现在硬实力对软实力的单项推动上。中国实力的建构应该在强化硬实力的基础上，注重软实力长期有效的发展，加强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环境成本控制

社会责任与环境成本 在西方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要成功,不仅应当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应当以有利于市民、本地区以及全社会的形式,在经济、环境,社会问题等方面做到不失衡,在此过程中促使企业走向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性国家理论

"国家"内生性地嵌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本文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双重视角出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历史终点,而"国家所有制"则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从历史起点到历史终点,国家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功能,而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国家所有制体现的是为宏观调控夯实中观和微观基础的经济功能。"国家"嵌入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的社会生产关系,由此内生性地与经济基础结合在一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市场经济驱动、制度政策改变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为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危机、传统伦理秩序的消解、社会风险因素增加、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城市资源与环境问题严重.经济民主模式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社会管理创新应注意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一,促进户籍制度的根本变革.要通过建构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对流动个体的“再嵌入”.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