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构建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就业的联立方程模型, 将外资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纳入到一个理论模型中予以综合分析,并以中国在1983—2002 年间的数据资料进行实证性的计量研究。结果显示,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带动中国就业;另一方面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水平产生了减少就业的间接效应。但综合两种效应的最终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 带动实际就业增加0.008个百分点。     

理解污染避难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是现代国际经济学领域中一个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构筑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剖析。我们首先将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外部性效应等策略变量纳入到一个北南国家的贸易模型中,由此勾勒出外国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还可能降低东道国的污染物数量,从而对改善环境质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没有找到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 ,着重就外国直接投资(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 ,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 ,在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依据1985～2006年我国对14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LP模型测算了通过O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采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就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     

FDI规模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关于环境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和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全国及分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即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没有促进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各地正面临环境越污染越治理的困境。     

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跨国公司行为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跨国并购取代新建设资枯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跨国公司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趋势增强、复合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确立、技术传播速度加快以及全球竞争环境改变。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对待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时,需要认真考虑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目标冲突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和消极效应。     

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 ,1 84 0— 1 936年与 1 985— 1 999年外国 (商 )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 ,前者的挤出程度远高于后者 ,且前者对官僚资本的挤出程度要远大于民族资本 ,而后者则相反。究其原因可知 ,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 (商 )在华直接投资是挤出效应普遍存在的外在原因 ,而外国 (商 )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则是挤出效应产生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本文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车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入手,针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采用葛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得出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然后通过DF检验ADF检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对激励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思考——由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引发的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技术变革的加速,跨国公司技术、知识和管理创新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本国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由于受自身的技术吸纳能力、市场竞争环境、科研政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虽然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给予了许多政策上的鼓励,特另4是对于技术含量高的投资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总体效果并不是太理想。本文在技术溢出的理论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强化跨国公司在我国技术溢出的效应,基于此提出了加强我国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具体措施。     

基于山东省面板数据的FDI工资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FDI工资效应的研究状况,并描述了FDI在山东省的分布现状,然后利用山东省2000～2009年的FDI与工资等面板数据,对山东省FDI工资效应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5市和总体数据外商投资规模对劳动力工资水平呈正效应,但由于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各市FDI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中国工业行业外商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我国35个工业行业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行业FDI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体工业行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进行行业结构分组后发现,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重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的FDI对我国环境则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最后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与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度量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标,利用我国30个省份1992～2007年的年度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确实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通过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进一步考察,本文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环境的负面影响程度与其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完全一致,都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我国能够更为合理地引进和利用外资。     

“污染转移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绿色FDI构想

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我国后,对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工业领域,而且主要集中在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对地区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文章主要研究外商投资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分析在外商投资过程中是否伴随污染密集产业转移,提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施＂绿色FDI＂的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环境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流入量逐年增长,FDI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市环境恶化现象的出现。FDI对我国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引起了较大关注。部分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FDI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而部分省市盲目吸引FDI的引资政策也忽视了部分FDI对当地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如何协调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FDI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基于广东、广西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基于广东、广西两省（区）35个地级市2003—2017年统计数据，对城市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基准回归初步判断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外商的投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影响。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对不同城市发展异质性下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高发展城市技术门槛显著，在技术门槛效应下，FDI的增加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中发展城市在规模效应下，FDI与环境污染存在“U”型关系；低发展城市结构效应显著，FDI与环境污染存在倒“N”型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异质性差异下城市FDI的环境污染效应，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对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FDI环境效应的新检验——基于中国112座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环境污染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关系也开始显现出来,FDI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中国112座重点城市、2001～2006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整体以及不同区域的环境影响。结果证实了FDI的增加对我国环境确实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并进一步证实,这种负面影响在地域上呈现东低西高的梯度特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引入、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其环境质量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本文运用ADF检验、协整分析等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以1990~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引入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两个解释变量,采用不同指标衡量污染水平,对广东省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明FDI的环境效应为负,另外,广东省的贸易开放度也与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广东省存在。人均收入对环境的影响视衡量指标的不同而不同。最后,作者在总结以上研究结果基础上给出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检验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FDI对各经济变量的不同影响渠道,全面测度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FDI流入与中国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文章建立了联立方程来刻画各变量之间的不同影响,包括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和FDI对环境监管的影响等。同时,文章使用中国217个城市2003～2006年的工业污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通过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最终有利于我国的工业污染治理和环境状况改善。因此,引进外资要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积极吸收利用外资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绿色的生产流程,要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on FDI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oth IDA and FDI are very important external financing channels for B&R countries. Considering B&R countries as the s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DA received by B&R countries on their FDI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data availabil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sidered as two sections. In the time series analysis, we use VECM model and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to test the dynamic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DA on the 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nor countries, and find that whether in the short, medium or long term, the complementary factor form of the aid to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can promote FDI, and the material capital form of the aid to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can crowd out their FDI. In the panel regression analysis, we examine the overall impact of the total amount of IDA accepted by the B&R recipient countries on FDI, including the direct impact of IDA on FDI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nsidering the direct impact, the results of the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 th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f total IDA accepted by B&R recipient countries on their FDI. 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ntrolling endogeneity problem, the product terms of IDA variabl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are added to the regression model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IDA influencing FDI,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DA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elps to improve the impact of IDA on FDI and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to 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