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与基层权力关系的重构——基于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的个案研究

参与式预算是起源于巴西并在我国多地得到实践的公共财政管理手段,其与财政支出评价共同构成政府绩效预算改革的两条路径,成为促进政府行动合理性的重要制度安排。作为最早进行参与式预算试验的试点地方,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本文通过对温岭市参与式预算的制度设计、制度绩效以及制度困境的分析,提出了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代表参与质量、推进预算项目库建设、提升政府财政管理水平、实现参与式预算与"PPP"模式的对接等五个措施,以期能够有效推进参与式预算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村民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研究

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至关重要。资源的有效管理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森林资源相对丰富却地处偏远山区的社区村民的参与。但目前社区在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层次和程度仍然很低,需要政府激励社区主动参与,搭建交流平台,建立对话机制,建立森林资源管理中的社区参与机制。     

社区微更新下的参与式设计研究

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若干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并结合目前社会上较多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案例提出了参与式设计理论,并尝试构建多方参与的社区更新策略,即场所营造、情景再现、邻里构建,以期为社区"微更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参与式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和能力建设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之一被实施和推广。参与式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全然退出,有效的参与式治理有赖于政府角色的定位和能力的建设。温岭民主恳谈案例研究表明政府角色和能力建设在参与式治理中的重要性。参与式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应是帮助者、服务者和合作者,政府能力建设包括制度能力建设、网络管理能力建设和政府人员胜任力建设。     

有限信息与有限实施下的相互保险机制安排

相互保险是农村家庭应付不确定性收入波动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理论上,标准的相互保险模型表明：在一个农村社区中,对单个家庭所面临的特殊性风险,相互保险机制能够实现风险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它忽略了两大限制性因素：有限信息与有限实施。前者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此时,相互保险机制的实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后者则源于强制性约束制度的缺乏和高收入家庭的违约激励,此时,相互保险是约束有效的。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研究——以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为例

收益分配制度研究有利于推动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并丰富其理论研究。根据2007年-2008年先后4次到梅里雪山雨崩村及其周边村寨的考察情况，运用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及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论是：该项制度变迁机理分为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藏族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传统伦理道德“公平”价值观形成的隐性机理与雨崩村全体居民在“家长会”上围绕着“公平”这一藏族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进行的权力斗争形成的显性机理综合作用，导致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不断变迁。     

金融创新中的制度因素: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金融创新的重要价值已经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创新是在既定制度环境约束下进行的。产权制度、管制制度、法律制度等是最为重要的外在制度因素。本文通过模型建构和检验分析,分析了影响和约束我国金融创新的制度因素,并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建立健全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分析了目前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当前特别应强化对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并从所有者和经理人市场两个方面论述了强化约束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还要重视思想、文化、道德等非制度因素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作用，在制度安排与非制度因素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     

参与式扶贫与社区发展——贵州省两个扶贫发展项目的调查与思考

参与式扶贫以农户为主体、以社区为基础,通过赋权,让社区和村民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组织管理,村民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增强了自信心,促进了村民的能力的提高及社区自力更生、自我发展意识的增强,促进了项目运作机制的建立、社区能力建设、项目管理机制和制度的建立,从而为扶贫项目和贫困社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要真正实现赋权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经过多方努力才能达到.     

转型期中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研究

市场约束是维护银行业稳定的重要力量,新巴塞尔协议已经将其列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约束作用,本文对我国的银行及其监管制度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强银行业内在稳定机制的必要性,揭示了多种阻碍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因素,提出了银行业体制改革中有效发挥市场约束的建议。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制度约束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

首先运用制度因素论的基本观点,针对东道国的管制约束和规范约束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务绩效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假设,然后以2000～2007年由在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对跨国并购前后多种财务绩效指标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及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多因素分析.结果认为,东道国管制制度越严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差;东道国规范制度约束越小(文化距离越小),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好.此外,还认为所有权属性、相对国家竞争优势及跨国并购经历等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显著因素.     

中国特色社区福利财政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本文运用文献回顾和政策分析等方法,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区福利财政内涵外延、价值理念、理论基础、制度框架与基本特征等,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公共财政与社区福利财政制度建设的国家行动战略,为构建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和谐社区基础,奠定了社会公共福利财政制度化基础。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是和谐社区,构建和谐社区的关键是社区福利制度;社区福利制度建设的核心是社区福利财政,社区福利财政制度实质是政府福利责任的承担;社区福利财政是社会公共福利财政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基础与主体部分,战略地位显著。     

森工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评价及其改善

应用MSQ的简单形式对森工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测评 ,总体分值低 ,与员工期望存在很大差异。改善员工满意度应从产业开发 ,发展地方经济、社区共管 ,改善生产、生活设施 ,管理重心下移 ,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等方面采取措施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结构及演进动力

文章着重论述企业治理结构、组织结构、财务结构、资本结构、产权制度及激励约束机制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而深入探索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结构的理论演进和变革的动力。     

转型经济时期的金融管制——对制度冲击与信息约束的初步研究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内生地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困境。在制度变迁和信息约束的双重背景下,对原有监管方式及手段的调整,要在相应的制度前提下进行,并要重视市场环境对监管信号传递的信息约束。而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金融等内外部因素条件,发挥制度的约束功能,加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等则是关系到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问题。     

国有企业经营者约束机制:从人的约束到制度约束

以往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约束过于注重“人”的约束，约束形式主要有行政约束、道德约束和员工约束。这种约束相对忽视了制度建设，没有有效利用自我利益约束、财产关系约束、组织关系约束和市场约束等形式，以制度化的方式对国企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本文在对国企经营者监督与约束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建立在企业内部与外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制衡基础上的制度化约束机制将可能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有效约束方式。     

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为例

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形式,它对于实现民族和谐与共同繁荣,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的实地调查,针对浆洗街社区发展中参与式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进行了研究,这既可以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其他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森工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评价及其改善

应用MSQ的简单形式对森工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测评，总体分值低，与员工期望存在很大差异。改善员工满意度应从产业开发，发展地方经济、社区共管，改善生产、生活设施，管理重心下移,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等方面采取措施。     

农民增收的制度瓶颈及其重构——基于新农村建设语境下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性约束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因素。这种制度性约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等。如何促进农民增收,关键就在于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