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中国碳减排整体成熟度及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距离协调度模型,选取产值碳排放强度、能耗碳排放强度和产值能耗强度指标作为碳排放成熟度的基础测算指标,构建了碳减排发展度、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指数。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0—2019年的数据,从分省份和整体两方面对中国碳减排成熟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各省份碳减排三个相对指数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区域整体水平普遍高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区域,西部区域碳减排相对指数平均水平较低,各省份相对发展度指数普遍高于相对协调度指数。中国碳减排整体发展度指数水平高于协调度水平和协调发展度水平,协调度指数对协调发展度指数具有较大影响力,整体协调发展度水平提升主要受制于产值能耗强度和能耗碳排放强度协调水平。针对研究结果,应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依靠技术创新驱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进低碳能源高效替代。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一体化6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其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良好,且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居于中间位置,且各省份的差距不大;西部地区除了重庆之外,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处于落后状态。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战略,明确两大战略的发展现状及其互动关系,对西部地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城乡融合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2013—2018年,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在内蒙古、重庆、广西和四川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较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西部地区需要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交通通信的发展,重视人力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两大战略的高水平协调共振和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了吗

利用2005-2014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指标法测算,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近十年来中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排名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北京和天津.(2)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存在滞后推动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3)科技创新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社会与经济城镇化存在显著影响,但表现程度各异.     

我国东部地区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演化研究

构建了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5年东部12个省份的区域物流业与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揭示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省份两者的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5年,物流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物流业波动性较大,2012年后城镇化滞后物流业发展已成主流趋势。另外,目前只有上海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北京等7个省份为初级协调,其余4个省份仍处失调阶段,空间分布呈"集中—分布—集聚"状态,总体协调程度不理想,仍需进一步调整改善。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及关键因素判别

以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选取2007—2017年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相关统计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二者耦合效应中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波动上升,二者间的相对发展状态由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逐步转为城镇化发展相对超前。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由初期的失调发展,经过渡发展最终转为协调发展。其中新型城镇化指标中的人均GDP,生态环境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关键因素。     

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评价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根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科学涵义,从资源保障、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环境、社会保障五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综合集成赋权法计算得出指标权重,采用标准比值法对2010-2015年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中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整体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近似“V字型”的特征,社会保障事业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贡献较大,城市环境的维护与改进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保持一致,而资源保障能力的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则贡献不明显.     

中国省级生态福利绩效区域差异性分解和收敛性研究

过去经济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经济福利转向生态福利。文章在生态效率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确定生态福利绩效的测算方法为PCA-Super-SBM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为研究对象,测算2004—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Theil指数和σ收敛、绝对β收敛研究我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差异性及其收敛性。初步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生态福利绩效的差距明显,我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差异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内差异,只有东部地区不具有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具有β收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落后省份对先进省份的"追赶效应"。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投融资与城镇化质量关系研究——基于广西、重庆、四川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西南地区三省份广西、重庆、四川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1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六个主要方面构建评价城镇质量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相应的指标进行赋值,并对此三个省区市的城镇质量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排序。引入城镇化建设中四种投融资方式,探究投融资水平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研究表明:2008—2017年,三省份城镇化质量得分均稳步上升,其中重庆城镇化质量得分最高,其次是四川,最后是广西。在投融资影响机制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城镇化建设与铁路运力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而铁路运力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当前中国各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以及铁路运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运用协调度分析法,对城镇化与铁路运力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检验。在此基础上,对适合我国相关省份的铁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进行了探讨。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

本文在把握金融科技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算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σ收敛和时空β收敛等方法分别对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及收敛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逐渐走低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绝对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呈自我强化态势；全国及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呈σ收敛特征；四大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时空β收敛存在明显差异，东北呈发散特征，西部、东部和中部的收敛速度高于全国收敛速度，随着时间推移，各区域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EWM-AHP组合赋权法、加权综合评价指数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从东向西依次递减趋势,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且空间集聚态势显著。（2）2013—2019年我国及各省份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定上升变化趋势,耦合协调关系趋好,但整体上耦合协调度偏低,协调发展水平东高西低,发展趋势东强西弱。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促进农业绿色协调发展,应立足地区农业发展本底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强化农业绿色发展制度保障。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互动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碳达峰能否协同发展事关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现代化的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论文创新性地提出碳达峰潜力指数概念,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者进行量化评估,并分析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随时间演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特点。（2）就地区而言,新型城镇化与碳达峰潜力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梯度特征,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3）就互动关系来看,新型城镇化对碳达峰潜力的增强效应较为显著,碳达峰潜力对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促进效应还有较大改进空间。最后针对以上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研究

运用变异系数法、极差变换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对2003、2006、2009、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差异明显,尚未达到土地利用效益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同步稳定发展的阶段;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程度良好,以中高度耦合程度为主且整体呈上升的趋势;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程度大多数处在失调阶段,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逐步递减的分布趋势;除北京和天津外,大部分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空间上尚未达到耦合协调的良性共振。     

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收敛性与时空特征研究

从规模效率、资本投入和社会贡献3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构建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内地2007-2017年28个省份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综合指数，运用多种模型对其动态演进、区域差异、空间相关性和收敛性等进行全面分析。结果发现，样本期内中国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高达9.43%，但从低水平跃迁至高水平难度较大，其概率介于20.90%~28.77%间，区域差异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各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存在较为稳定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综合指数均不存在σ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最后，提出提升孵化器绩效水平、缩小各省孵化器发展差距的政策建议。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作用机理及关系研究

研究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无锡市2006—2017年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过去12年中,无锡市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先略有下降再逐年稳步上升,但生态文明综合水平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两者耦合协调度等级也从勉强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其中2006—2008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09—2011年处于初级协调时期,2012—2016年步入中级协调阶段,2016年接近良好协调等级,2017年已达到良好协调等级。随着耦合协调度提高,反映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两大子系统处于良性磨合期,但总体说来,其耦合协调效应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将生态文明的原则及理念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全过程,构建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体制机制,进一步采取措施协调好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