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外需的劳动含量与技能构成

本文基于贸易要素含量模型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构建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的测算方法,利用1995-2009年WIOD数据测算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及技能构成,比较各国真实外需拉动就业的情况,并进一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真实外需劳动含量20%左右;入世后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迅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扩大;新兴经济体实现单位增加值出口需要投入更多劳动要素,因为在国际生产分工中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工序,低技能劳动投入比重较大;相对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美两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的就业拉动及劳动技能构成差别更大。     

对服务贸易研究角度的探索——基于生产要素密集度对服务贸易行业的分类

本文提出了将服务贸易行业按不同的生产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类后再进行竞争力分析的全新的研究角度。文中分别采用指标比较和聚类分析将服务贸易的具体行业划分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并与定义等约束要素结合进行分析,得出最终的分类结果。     

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与污染品产业内贸易模式的转变——基于54个国家352对南北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当做一种要素禀赋纳入H-O-V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同其他要素如资本要素、劳动要素以及土地要素对54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四大污染品部门净出口总量的影响。环境规制越低,污染品出口总量越高。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影响污染品出口总量,并能够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污染品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流向。另外,本文在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分析需求偏好差异、供给差异以及环境规制差异对352对南北贸易对象的污染品贸易模式的影响,指出人均GDP差异越大、环境规制差异越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容易发生污染品的产业内贸易(IIT),相反越易发生产业间贸易,指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可能会带来成员国环境规制的趋同。     

我国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在产业内贸易方面,出口产品以低质量为特征,进口产品则以高质量为特征,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活动。对我国2001年至2003年产业内贸易的跨部门计量分析显示,我国产业内贸易对劳动要素的弹性略大于对资本要素的弹性,我国产业内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并成为了其一个重要特征。     

中日双边贸易模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实证分析——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

本文利用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理论,结合中日两国2008年和2009年双边贸易数据及各自历年的资本劳动数据,对中日两国的贸易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中日两国的贸易较好地吻合了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理论,中国的优势产品与日本的优势产品互不相同,两国贸易互补性极强。     

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要素含量研究

HOV模型指出产品间的贸易本质上也是要素间的贸易,一国进行自由贸易时,将成为其丰裕要素的净出口国,稀缺要素的净进口国。本文应用贸易要素含量研究方法,对1992-2013年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的要素含量进行核算,将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基于Leamer改进,对相对要素禀赋进行考察。核算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要素的净出口程度趋于下降;土地要素的贸易含量呈现净进口态势;资本要素的净进口不断扩大。此外,劳动力要素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土地、资本要素则不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贸易对不同生产要素的影响不同。     

储蓄率与长期贸易模式——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2×2×2动态模型

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的动态模型来分析不完全专业化分工情况下储蓄率与要素禀赋、长期贸易模式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由两个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经济中,无论两国初始时刻的要素禀赋状况如何,在封闭和开放条件下,储蓄率高的国家都比储蓄率低的国家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之比,且在开放条件下的均衡增长路径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储蓄率较低的国家则相反。因而储蓄率在长期内决定着要素禀赋和贸易模式。这意味着高储蓄率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商品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     

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扩张对高新技术的应用水平、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贸易结构也随之不断升级。由于高级服务要素相对贫乏、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等原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家竞争优势十分微弱。从中长期而言，审时度势，不断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整体国际竞争力，是十分明智的战略选择。     

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新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分析

当前中国提速推进与RCEP成员国的经贸谈判,这是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提振后疫情时代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基于OECD(2018TiVA)数据库,创新性的以增加值贸易视角比较测度分析了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实证检验了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静态产业内贸易主要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区域内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动态演变和参与国际化生产层次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阶梯状特征;FDI、人均GDP、工业化水平、开放经济距离和基础设施质量是影响增加值贸易下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基于此,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贸格局,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中国与RCEP国家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     

产业间贸易理论与产业内贸易理论比较研究

<正> 产业间贸易理论是指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等强调国家的优势差异原因的贸易理论,而产业内贸易理论是指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等强调规模经济等原因的所谓新理论。两者构成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完整体系,均可以解释一定的经济贸易现实,并可以指导各类国家的贸易实践和政策制定,但两者在理论特点和政策建议等许多方面又有较大不同。加强对两类贸易理论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国际贸易格局,把握国际贸易及其政策走势,指导中国对外经贸实践。     

再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

从内涵看,"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机会成本为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机会成本为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机会成本为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机会成本为代际成本。贸易理论和现实的发展表明,国际贸易的动因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本质是比较成本优势,它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比较优势理论的"硬核"在于"比较之比较",其"外围保护带"则表现为对资源要素和成本外延的界定。为化解比较优势理论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困境,有必要拓展它的成本观,使其成为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因此,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而形成的"全成本"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中国对外贸易的劳动就业效应:贸易结构视角

文章旨在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动在劳动就业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中产生的作用。文章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劳动就业水平的提升;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劳动就业结构;城乡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比重的降低,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的发展,而必须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依托,不能单纯依靠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投资的增加,而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联动;对外贸易劳动就业效应的可持续发挥需以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基础;社会劳动就业的增长,就业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阐述了一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可以表示一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然后用数据证明了如下命题: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改善资源禀赋质量而对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城市化因素的影响次之,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影响最小;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由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引发对贸易产业安全问题的思考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采取以比较优势为指导思想的贸易发展战略。我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相关产业在我国拥有比较优势。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优势,只是相对的静止的比较优势,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较低所造成的。随着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并且影响到产业安全。     

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构建模型,采用2000—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加工贸易规模对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影响为负,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中国加工贸易增值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劳动力成本、资本深化、外商直接投资、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中国现代部门劳动分配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是由现代部门劳动分配比例的下降引起的。对中国1996—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现代部门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巨大就业压力、不断提高的劳均资本和人力资本、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该结果对不同的模型设置和样本选择具有很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低发展水平组,劳均资本对劳动分配比例的负面影响更大。     

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进口视角

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下世界经济发展趋缓、中国农产品缺乏竞争力等因素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平衡造成影响。本文采用月度数据,从进口角度,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需求下降是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上升的主要原因,出口减速、国内需求上升、人民币升值、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出口退税政策等因素次之。解决这一问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优化进出口结构,扩大内需,适度调整人民币币值,合理调高出口退税率。     

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探析

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经济增长相辅相成。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后是大量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大量廉价资本的流入,它们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并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弥补了美国的投资-储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经济的稳定增长刺激了消费需求,又使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在发挥自己美元地位、资本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等比较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了他国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比较利益。     

The factor content of Chinese trad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growth of China's exports in recent year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eckscher–Ohlin–Vanek (HOV) prediction of 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actor endowments, after adjusting for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in factor-specific productivity. A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put–output data in the year 2000 shows that China's labor productivity rel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owest in a sample of 33 diverse countries, although China's capital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US capital. This in turn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factor-specific rather than factor-neutral productivity adjustment common in much of the HOV literature. The use of value-added data to measure factor usage helps to correct for unobserved differences in factor qu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across sectors, as is demonstrated for China. China's low average labor productivity reflect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here most employment is still in the inefficient agriculture and service sectors, with only 11% of employment in the more modern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Due to a trade surplus, China exports both labor and capital but Leamer'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88: 495–503) test for trade-revealed factor abundance confirms that China is labor abundant even after substantial factor-specific productivity adjust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