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全球化时代,推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要正确把握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就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民族性中包含着世界性,世界性中包含着民族性,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越应该变成民族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既要立足民族根基,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民族意识”,又要批判吸收世界各民族文明成果,培育“世界意识”,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张力中夯实价值基础。     

价值、交换与社会分工

在当前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价值”概念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就其本质而言，价值是社会关系范畴，其普遍性性是“一般人类劳动”，其特殊性是在“特定交换形式”下的劳动。应该从商品交换关系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来理解价值。深化和丰富“价值”内涵，对于从理论上说明现代社会劳动的特征及“劳动——资本”交换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解读萨林斯历史的“真实”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从库克船长在夏威夷岛被杀的历史事实出发,反思了“历史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打破了“想象与事实”、“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认知界线,在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观以及分类与整合的内部关系结构中再生产出超越简单对“历史事实”的追求,“发明”了另外一种结构的真实性。     

农民经济与准市民经济的关系

农民经济和准市民经济的关系是我国经济关系中的一大特色。农民经济和准市民经济的关系更为现实、直接和密切。农民经济与准市民经济的联系是“菜篮子”、“米袋子”与钱袋子的关系。我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存在五种正常关系被扭曲的问题。理顺二者五种被扭曲的关系，使农民经济和准市民经济协调发展     

“新经济”劳动价值探“微”

探讨新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应该首先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微观”运行机制的新特点。对劳动的主体因素劳动力的构成要素“脑力”和“体力”的关系及其在劳动中创造价值的作用分析表明，只有“脑力”的使用和发挥，即“软劳动”，凝结为价值实体。劳动价值的这一特点只有在“新经济”中才得以充分显现。“软劳动”作为直接的抽象劳动的体现，使衡量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也失去直接的意义。这一“新论”本质上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一致的。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作“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广义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其中包括狭义的生产关系、流通关系、分配关系与消费关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从来没有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总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又互相结合、互相统一在生产之中。我们将生产分析看来,可以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关柏春先生商榷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在马克思开创的经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事实进行科学分析,进而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绝不能以对其的任意歪曲作为所谓“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拓展:来自新古典主义的解释

戈森定律（边际效用定律）是新古典主义的基石,技术创新是熊彼特理论的核心,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鲜有学者关注二者的相容关系。当谈及企业为何创新,如何赢得消费者认可时,二者关系又是绕不开的理论课题。打破二者边界,理顺二者的“源”“果”融合关系,运用戈森定律探析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从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动态融合互动模型中明晰技术创新如何驱动需求、产业、社会的更替演变。     

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中国传统法文化不仅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还有诸多先进的法律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举足轻重的一块。各朝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在今天仍旧能产生影响。其中“法、礼、刑”当然的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的课题。本文从中国传统法文化入手，分别说明札与法的来源及其发展，阐明二者的关系，从传统来看二者实为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故对于中国古代的“礼治”与“法治”之争也应该全面地理解。尽管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仍有着共通的思想精髓。     

现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长新的话题。我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古希腊“贤人政治”与“法治”的对抗，都反映了德治与法治存在质的区别。但二者并非不可调和。笔者认为，二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法治是前提，德治是目标，二者兼容并蓄。     

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综述

根据权变理论,研究代表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R&D投入与绩效的关系时,应该考虑企业内外环境因素对其的影响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一般是将这些影响因素以调节变量的方式引入模型当中。对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的现有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我国未来应该着重关注公司治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同时应该重视R&D投入转化为企业绩效的中间途径,即要寻找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劳动的新样态——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的研究

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劳动新样态并没有改变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实质，通过明确智能载体的在场挑战人类自身的在场、创造价值的“总体工人”外延的拓展、“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复杂关系等，领会人工智能算法扩大“活劳动”范畴的事实。人工智能算法革新劳动过程，通过明晓人类劳动与智能劳动、算法作为生产工具实现价值转移、物质对象向非物质对象拓展等显现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发展。人工智能算法变革劳动方式，通过明晰劳动者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劳动分工的精细化趋势、“人机协作”劳动模式等现象，彰显劳动方式的智能化转型。     

供应链环境中的转移定价、内部营销和价值管理

研究内部供应链关系是正确理解整个供应链成本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内部供应链中存在内部供应商（转让者）和内部客户（受让者）关系,探讨了内部供应链中的转移定价问题,处理供应链中的转移定价问题,应该将其整合进企业战略,以价值创造和增值为目标,在管理转让者与受让者关系时采用“内部客户”观念,并以价值为基础的绩效评估系统来支持这一观念。,     

商誉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

商誉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种混淆不仅掩盖了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源泉，而且导致市场认知的企业价值与会计记录的事实发生严重扭曲。系统地分析商誉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指出商誉是组合无形资产，而核心竞争力是合力无形资产的区别是必要的。通过研究二者关系，可得如下结论：核心竞争力是商誉的外化现象，商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     

论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阈中的“价值决定”辨析

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个层面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价值决定”因而包含了多重含义。如果说,价值与“人类一般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商品价值“质的决定”的问题;那么,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的问题。人们往往看不清商品价值“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之间的这种区别,把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质”的决定联系起来,要么是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走向消解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要么是无视马克思的有关原典论述,拒斥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内在关联,从而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理论“尴尬”境地而不能自拔。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

在日益全面、深入的市场化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小农最关心的是其与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发生的“流通关系”。其中的问题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来理解,也不能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理解。它的关键是不平等的交易,由此导致一系列既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也非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媒体一般把掌控商业资本的“中间商”描述为广泛对农户进行“盘剥”和对市场价格进行“炒作”的主体。本文问的是：实际情况如何？应该怎样从经济学理论来理解？这是个初步的探索,试图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     

浅议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当心灵变纯净

在当今社会中,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人际关系的极其重要的工具.在现代社会,应该如何看待法与道德,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学理含义入手,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最后提出应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     

党的最低纲领与社会必要剥削的存在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是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资本、雇工等社会现象而提出的理论思考。它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     

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看按劳分配

文章的主题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激励和效率。如果要说文章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应该是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一种普遍且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文章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的公平通过激励通道传递反面从而使分配具有效率意义。其次,阐述了公平这一概念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含义:一方面是对某客观存在的事实性描述;另一方面是对该事实的道德价值评判。把公平的双重含义区分开来对于节约有关“公平问题”的学术交换成本和提高学术讨论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最后,指出社会财富在(不管按什么原则)分配之前必须解决度量难题,这是解决激励问题的阿基米德“支点”。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比,按劳分配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度量难题而受到历史实践的质疑。     

城乡协调分异、社会保障扭曲与居民消费差距

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判定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城乡经济协调水平由高到低的四阵营划分下,构建多重面板门槛模型,得出:全国的城乡社会保障扭曲与居民消费差距间呈倒“U”型关系,即优化社会保障城乡配置政策存在消费“陷进”,第一阵营二者呈负向非线性相关,第二、三阵营二者呈倒“V”型相关,第四阵营二者呈倒“U”型相关.城乡收入和财富差异约束社会保障扭曲对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在城乡收入差异约束下,全国、第一、三、四阵营二者呈“U”型相关,但各自优化社会保障城乡配置必须跨越不同的收入差距门槛;在城乡财富差异约束下,全国二者呈“V”型相关,在跨越城乡财富差异的门槛值0.226之后,优化城乡社会保障支出配置对平衡城乡消费差距才有效率,但四个阵营财富差异对二者关系约束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