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当中国制造业遇到刘易斯拐点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减缓,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2030年前,劳动年龄总人口将达到峰值。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毋庸置疑已经到来。伴随着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随之变化,必然推动工资的加快上涨;新一代劳动者的要求更高,劳资关系将发生剧烈变化;人口红利的式微,中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雾里看花的中国式通货膨胀迷局

2010年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复苏,但是也同时面临通货膨胀的风险,有观点认为造成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连创新高的原因是中国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文章从中国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劳动力的供求情况以及现实待遇等几个方面说明中国并未经过刘易斯拐点。进而分析中国现在出现的是混合型通货膨胀,并据此提出针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治理方法。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农村空心化治理

中国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传统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中国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依然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过度吸纳导致的农村空心化成为二元经济的最主要表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是逐步消除经济二元性,应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转变成利润导向性产业,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     

中国现存“民工荒”问题的实质分析

在二元经济发展的框架下,中国经历了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发展过程。从＂民工荒＂问题入手,探索中国现存＂民工荒＂现象的出现的原因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民工荒＂现象与刘易斯拐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验证。     

人口约束下的高等教育:生源拐点与发展转型

本文借鉴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结合中国高等教育人口供需情况,构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并提出了高等教育即将出现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判断,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口不再呈现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状态,高校招生形势将出现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平滑法的相关模型测算了未来中国高等学校的生源供需变化趋势,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根据人口因素而相应转变。     

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文献综述及思考

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关于我国未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将其归纳为:对劳动力供给以及剩余总量的估计,基于工资增长的考察,基于基尼系数的判断及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分析四个方面。并且对我国现行状况及未来方向做出了思考。     

嘉兴企业主动应对"刘易斯拐点"

作为通胀的产物,加薪压力是浙江企业当下面临的难题.财富缩水,工资贬值,迫使工人们提出更高的薪酬要求.但加薪是否意味着进一步稀释企业的利润?在"用工荒"和"稳员工"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一些企业意识到,薪资上涨是大势所趋,在高成本时代,企业只有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加强创新能力,才能平静面对'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对策略探析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率先出现"民工荒"现象,许多学者担心刘易斯拐点过早来临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发展已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刘易斯拐点出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一个重要契机,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区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城市区域、为我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提供宝贵经验。文章阐述了刘易斯拐点的内涵,论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必然性,提出了应对策略。     

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从“刘易斯拐点”看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蔓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引起广泛热议和政策关注。虽然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存在争论,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拐点到来。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红利释放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多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比对的基础上,文章推断了贵州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并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劳动力红利现状。最后对欠发达地区如何顺利跨越拐点、打造"双型"劳动力红利提出了政策建议。     

刘易斯拐点下的我国税收体制思考

从"刘易斯拐点"的定义入手,并参考其它国家经历刘易斯拐点的经验,透过最近几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明显变化来说明我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并结合我国当前一段时间内的税收体制,来说明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税收体制方面做出调整,来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得以保证。     

中国通货膨胀是工资成本推动型吗?——基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实证研究

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之争是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问题争论的焦点,通货膨胀类型的差异隐含着治理通货膨胀的不同政策选择。本文基于2000年之后超额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分部门工资数据的研究结果亦未发现超额工资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显著响应。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2000—2007年中国尚不存在"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     

超额工资、外部成本渠道与 中国通货膨胀非线性关系研究 ——基于技术进步方式理论下的MSIAH VAR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MSIAH VAR模型就超额工资、外部成本、石油冲击等成本渠道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工资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的超额工资加强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推升作用,2003年后超额工资增长率与通胀率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超额工资增长-通胀”螺旋。在技术进步不足以消化成本上升时,外部输入成本和石油冲击对于国内的通胀作用也将逐步加强。但M2的高速增长率似乎没有对通胀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随着房地产等资产投机市场的回调,流动性回流到实体经济可能存在催生通胀的隐患。     

我国工资全面上调对物价的影响分析

中国目前正面临工资不断上涨的压力。理论界普遍认为,工资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通过对工资水平全面上涨分短期和长期的作用机制分别进行讨论,得出结论:工资全面上涨仅在短期内对物价上涨和产出下降起作用。通过加强就业管理,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引导就业者和就业岗位匹配,同时完善市场体系,有利于治理工资上涨带来的短期价格上涨。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