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有关非市场风险的问题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效益看,依然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学习、改进和提高。尤其是面临各类投资风险,如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缓慢,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风险急剧增加。除市场风险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非市场风险很多,主要包括：经营管理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东道国政治风险、东道国政策与法律风险、东道国社会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几类。从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践来看,非市场风险已经成为重要威胁。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将政治因素纳入制度分析框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2003-2013年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1)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流向政治关系好和制度风险高的东道国;(2)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3)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在东道国经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遇到重重困难和问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外部问题。在新时期如何深化企业对政治风险的认识、加强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的研究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遭遇的政治风险类型,探讨了政治风险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的对策措施。     

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分析及防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政治风险成为制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政治风险通常表现为东道国直接征用或将企业国有化、东道国爆发战争或内乱等形式。我国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监督预警评估系统,利用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多元化策略来转移风险,运用技术垄断、法律手段来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     

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基于EIU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EIU国家风险模型的数据,对中国对外投资中17个主要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来看,东道国汇率风险在投资路径中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银行业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他细分风险项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具体来说,在直接影响方面,东道国的汇率风险会刺激东道国居民对币值稳定的人民币的使用和存储偏好,而银行业风险则会抑制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建设,东道国国家居民和中国居民对国家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间接影响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结构风险表现出风险偏好,而其他风险和国家总体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大部分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偏向获取资源,但对资源的需求仍会受到汇率波动、主权风险和银行业风险等的一定影响。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高风险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总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资金规模大、风险高发行业相对固定和区域集中度高等特征。从风险类型看,东道国政治风险、恐怖袭击、保护主义和社会文化风险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为保障对外直接投资利益,中国应着力构建系统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中国对外投资征收风险之法律分析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为东道国征收风险,因此对征收风险寻求救济至关重要。对外投资风险的救济途径主要为投资保险和投资仲裁,尤以投资仲裁为主。本文针对ICSID仲裁中有关中国对外投资的案例,讨论与分析征收风险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和应对措施。     

国家风险对中国在RCEP成员国OFDI的影响机理研究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影响外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中国在其他RCEP成员国投资现状进行梳理,从政治、经济、金融和社会风险等角度探讨其他RCEP成员国及国家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机理。政治风险主要通过抑制效应、成本效应和规制效应对OFDI产生影响;经济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经济的稳定性和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水平对OFDI产生影响;金融风险主要通过东道国债务危机及融资环境对OFDI产生影响;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是通过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冲突与社会安全对OFDI产生影响。本文对RCEP成员国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正确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类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规避措施与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投资风险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因素很多,如政治、金融、技术、文化、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风险。建立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将风险意识渗透到企业对外经营的各个环节,力求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治理措施。     

论企业跨国经营政治风险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在完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管理经验不足,中国企业在面对不同的东道国直接投资时,遇到了诸多问题,政治风险就是重要的一项。无论是发生在西班牙的温州鞋城的"烧鞋事件"还是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失败,都在告诉我们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且只有将这个问题更加妥善的解决,才能有效的防范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