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多元利益主体研究

利益协调是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利益主体,其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及对区域利益格局的影响各不相同。基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结构,三者形成了相互制约、良性循环的利益关联机制。有效推动区域利益协调,既要发挥政府作用,也要重视企业或者是以企业为代表的微观个体的作用和重要性,必须基于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特征和关系结构,构建包含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的利益协调机制体系。     

以河北省为例探讨省级主体功能区构建的困难与思路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在分析国家层面河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提出阻碍河北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是人口聚集有难度、生态补偿不到位、区域利益有冲突等一系列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路。     

大湾区“三群”联动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促进政策

湾区是世界经济高密度和高产出区域,该区域由港口、产业和城市三大要件构成其特殊性,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这类区域。随着我国大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如何找到建设的抓手成为推进湾区建设的难题。本文从港口群、产业群和城市群"三群"协调联动发展的角度,剖析微观主体(企业和民众)、中观主体(地方政府)和宏观主体(中央政府)三大利益主体在大湾区"三群"联动发展中的动力机制,提出激活主体活力、强化跨行政区域的协商体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等对策,以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示范或启示。     

关于主体功能区规划政策需求的探讨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对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进一步细化,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而主体功能区政策,既是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实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关键所在.因此,深入研究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区域政策的现实需求,系统科学地设计好主体功能区相关政策,对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宣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之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到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党的十九大认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再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主体功能区战略地位,主体功能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上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重要战略。主体功能区划有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有利于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有利于实现区域政策与行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本文在对政府财税政策推动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提出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总体思路、政策机制和配套设计。国家“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区分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思路,对于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和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推进省级主体功能区建设

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编制好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合理地确定省内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制定实施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对于明确省内各区域发展方向,规范空间开发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向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战略，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重大意义。主体功能区战略发端于思想、框定于规划、推进于战略、巩固于制度，落脚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适用于生态文明新时代。针对当前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应找准主体功能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定位，在全国层面带状划定城镇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战略性矿产资源成矿区带、水资源过度利用区基础上，采取“县+乡镇/街区”的差别化政策单元，健全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了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学理论、区域分工与协调发展的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四种经济学理论;主体功能区建设,是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我国今后区域开发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效推动主体功能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统筹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在供给、转化、流通、消费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中分工协作。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供需空间错配、循环流转不畅、政策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应系统化把握各主体功能区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战略定位，特色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差别化建立适宜主体功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管理体系，统筹协调，高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实证研究

随着品牌的发展,品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品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品牌发展的不同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区应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品牌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基于产业聚集的区域物流发展模式

在我国产业聚集区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一些特定区域。论文针对湖北省的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提出基于产业聚集的区域综合型物流发展模式。该模式是以区域内的产业聚集区各产业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为各产业组织供应链物流活动提供终端物流配送服务和区域性物流服务的现代物流模式。并在对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基于产业聚集发展区域物流的对策。     

“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协调与绿色融合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坚持区域协调和绿色发展理念,区域协调取得一定成果,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四五”时期也将是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和绿色发展的攻坚期。区域协调是绿色发展的前提,而绿色发展则是区域协调的高级形态。实现区域协调和绿色发展,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施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需要,更是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要顺利实现区域协调和绿色融合发展,需要推动主体功能区发展,推动城市协调发展,实施绿色发展战略。重点是提升核心城市群人才集聚能力,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新历史机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区域协调和绿色融合发展新路径。     

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公共产品供给的机理及对策

市场经济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由于存在着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和地方利益保护,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反过来限制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进程。文章研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提出了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的横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以此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路。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图景展望

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以生态支撑力和民生保障力为依托,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大主轴,以投资驱动力、区际联动力、消费拉动力和文化资本力为动力的动态反馈调整系统,呈现出“美丽中国”、幸福中国和特色中国三大图景,以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的目标。     

加拿大对发展管理的构思与实践--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市的案例研究

文章旨在介绍加拿大城市开发的管理思路和模式,探求一些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规划控制指导下的土地使用与开发的管理方法;详细讨论了温哥华市的区域性规划,即温哥华市的可居住性区域战略规划.因其目的意在努力协调自然环境保护和城市迅速发展之间的关系,所以加拿大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富于创新意识的规划.此外,这一规划理念将有益于中国的各城市,中国的规划师们去尝试解决相类似的问题,如城市化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机制的博弈论探讨

根据博弈理论,探讨了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机制,提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要构建信息沟通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区域合作的法治困境及其对策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区域内部的合作仍然受制于地方利益的竞争而缺乏制度性安排,亟待从法律的层面予以规制,从而为该地区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创设良好的体制环境。一是要制定规范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区域合作的法律法规;二是要集中清理黄河三角洲区域内各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性规章;三是要授权专门行政机构协调区域合作问题;四是要建立长效信息交流机制;五是要建立区域合作纠纷仲裁制度。     

Elite Compacts in Africa: The Role of Area‐based Management in the New Governmentality of the Durban City‐region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al post‐apartheid (re)alignment of competing rationalities across the Greater Durban urban region, this essay teases ou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ettleme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xplores how governance cleavages are being renegotiated and media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building an integrated method of operating across the fragmented city‐regional scale and navigating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involved, the practice of African urbanism is being defined. Without making any claims for what may or may not be uniquely African city‐regional dynamics at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at is clear from the Durban case is that both conventional city‐regional literature and new city‐regional ideas have glossed over the complexity of finding solutions to tensions between poor communities, urban managers, elected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rural elites of the functional city‐regions of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