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FDI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影响的格兰杰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加快增长,进而影响我国的货币基础,并最终对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影响。利用2001-2013年的外商投资、货物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月度数据,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检验FDI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利用贡献度和拉动度两个函数分析FDI对货币供给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以此来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供给具有明显的贡献和拉动作用。FDI是引起我国货币金融环境变化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经济发展

本文利用中国2011-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局G M L指数测度绿色经济发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绿色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则能够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第二,从数字普惠金融的维度来看,...     

论资本与金融项目调整与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不仅形成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文章认为通过调整我国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项目,改变我国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大力支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平衡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山东省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山东、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其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2017年山东省17地市、江苏省13地市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对两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总体区域间差异进行衡量,并针对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源成本、研发水平和金融发展规模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源成本、出口贸易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研发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规模影响不显著,分析后提出相关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面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吸引外资、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其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及相关的理论,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并为我国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水平,建设开放型经济国家提供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市场化视角,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污染、当地市场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地的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区域的环境质量,而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却恶化了当地生态环境。换言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会逐渐改善流入地的环境。     

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特征,构建了量和质维度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理,并在度量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量维度金融发展会阻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量维度金融发展才构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与之相反,质维度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质维度金融发展则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绊脚石。     

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的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被用来度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以及证券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     

基于PVAR的省际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作用。金融与国际贸易在滞后2期后互为因果关系,在滞后3期只有出口是金融发展的原因。金融的冲击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均为正,进口和出口的冲击对金融的影响总体均是负值。金融的方差分解表明,金融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且大大高于自身影响,这和金融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工具的地位是相适应的,进口和出口对金融的预测方差误差影响很小。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即使存在某种冲击,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在短期有轻微反应后,长期是平稳的,我国的金融体系尚难以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无关。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大规模增长的发展态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且目前中国企业还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刚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建立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金融发展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基于PSTR模型的非线性实证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在给新兴市场带来境外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剧了新兴市场境内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波动。基于非线性分析框架,本文探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并结合金融发展水平考察两者之间关系的渐进演变,比较资本账户开放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在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证券投资有促进效应,且该效应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资本账户开放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只有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资本账户开放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内证券投资规模;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的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转换速度更快,即受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效应更加显著。     

珠三角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出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选取2000-2012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珠三角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金融市场效率起到抑制作用,FDI总量以及由金融发展所决定的FDI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显著。     

中国服务业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7～2005年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经济增长的数据以及同时期服务业各行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在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和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描述、分析基础之上,对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行业生产总值作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83年至2013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相关影响因素的数据,经过计量经济学检验,最终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五个经济指标,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的市场规模、经济环境、第三产业发展情况、资本投资回报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均有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成本对FDI的吸收有负向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借鉴经验完善政策--提高我国"十一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如何完善政策,进行政策创新,克服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借鉴一些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     

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2年我国外商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知识资本模型和知识资本—洗钱模型为基础,对比离岸国家（地区）与非离岸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洗钱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绝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抑制作用;相对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体行业有促进作用;劳动力丰裕度严重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整个行业;贸易成本和距离均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量成反比。     

国内外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探究

本文使用1980年~2015年的数据,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探究在观察的时间范围内国内投资冲击与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两者各自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大于国内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且当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到达相同水平时,国内投资的滞后期比外商直接投资的滞后期长。根据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特点分析其原因。为今后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合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