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重庆市137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重庆地区137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研究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明显;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为此,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等政策。     

家庭决策、社会互动与劳动力流动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户籍等制度约束,表现出诸如非"举家"迁移、"抱团"等独特现象。"家庭决策"和"社会互动"是解释这些独特现象的两个重要视角。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实证探讨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这两类因素对家庭劳动力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的作用。结果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较高;村庄社会网络对家庭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社会网络对劳动力省内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力跨省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     

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探析

基于1984-2013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研究农村经济、物价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来看,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农村经济的增长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物价的变化则会反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短期来看,物价的上涨会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农村经济的增长则不会对农村居民收入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劳动力转移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对高储蓄率的影响*——基于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持续增加的城乡居民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特征,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有利于我国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本文应用199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农村储蓄率的影响尤为明显。引入劳动力转移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可以发现,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农村居民获取的非农收入,能有效弥补城乡收入不平衡。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转移速度共同通过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农村储蓄率存在间接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2002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会引起区域劳动力配置结构的变化,而且会导致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本文基于2002年~2010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消极作用,对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无显著影响。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莱芜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从农民增收与经济增长两个角度

本文实证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农民收入总量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产业数智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本文将省际数据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基于OLS模型分析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智化对家庭消费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通过劳动力收入效应、产品质量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影响家庭消费升级；产业数智化通过收入效应对中高技能劳动力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智化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数智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家庭互联网使用程度能够帮助产业数智化发挥供需匹配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但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存在一定门槛。本文为解决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有益启示。     

影响农村消费支出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农村消费支出的因素１－农民的收入状况。我国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的收入大幅上升。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现１５７８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３倍,年均递增１８－１％。但近两年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农民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一是一部分原出口东南亚的农副产品出口受阻,价格偏低;二是东南沿海城市经济不景气,打工（这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收入减少,因而农村消费也受到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且不够稳定,使之总体消费水平不高。“七五”期间,农民…     

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

本文首次提出一个分析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把收入决定因素(包括政策)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置于同一个框架里进行评估。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本文将这个新框架运用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以估算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座机电话和自来水等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帮助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更重要的是,收入较低的群体从农村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这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还可以改善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因此,中国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这些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取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回报的必要条件,同时经验更丰富和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从这些基础设施中获益更多。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占农民收入绝大部分的农村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 ,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回落 ,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劳动收入增幅下降 ,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为此 ,应采取相应对策来增加农民的收入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收效应研究——以广西40个县为例

农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广西40个县为例,对其在2013—2017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测度及聚类分析.在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增收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对收入层次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发展不利于收入的提高.鉴于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     

农村公共政策的收入增长与分化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包含农村公共政策与储蓄内生性的索洛—斯旺模型作为研究框架，提出“保障型”与“补助型”两类农村公共政策对于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分化效应的理论假说，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所有政策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都具有增长效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等“保障型”政策对于家庭收入具有“促包容”效应，生产（生活）性财政补助、金融信用贷款等“补助型”政策对于家庭收入具有“促分化”效应。文章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政策组合、营造和谐有序市场环境、完善农村居民收入二次分配机制等政策建议。     

城市群空间结构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探讨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单中心模式，城市群多中心化具有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为多中心结构的收入收敛效应提供了证据支持。中介效应检验证实，城市群的多中心结构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流动规模及深化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起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果。其中，频繁快速的劳动力流动发挥了相对更强的中介效应。因此，可积极发挥多中心空间发展策略的积极作用，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深化城市间功能分工，从而为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省级历年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等计量经济模型,采用OLS回归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从不同时间段来看,1992年之后,劳动力流动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不同区域来看,中、西部的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