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江南乡村地区存在着政府、宗族和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论中国土地征收救济机制之构建——以比较法为视角

土地征收救济制度的基础是征收权之立法规制,尤以征收程序的设置最为关键,中国的征收程序条款设置存在缺陷应予完善;土地征收救济模式有法院主导型和议会主导型之分,中国的征收救济模式缺失,现实国情决定中国应选择议会主导型救济模式;土地征收救济方式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诉讼形式,中国至少应赋予被征收人享有就征收补偿纠纷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救济方式。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

在传统社会中，生存无保障是人们面临的最大危机，自然灾害的频仍是造成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苏松地区以比较发达的乡村救济活动弥补了地方合储积累的不足，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当地人们的生存危机得到缓解。     

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对乡村生产主义的反思产生了"后生产主义乡村"这一概念。西方后生产主义模式的驱动因素是多样的,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中国后生产主义乡村功能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重新发现"农耕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以及发掘"乡村性"对于城市工业文明的意义。     

农业生产托管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研

本文基于四川省农业生产托管示范项目的实地调研,详细考察了农业生产托管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机制和提升路径,发现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建构多主体利益联结、实现激励相容、创新经营模式、推动智慧数字化转型、畅通三次产业融合五大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同时在实践上述机制又可转化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具体实现路径,分别是创新生产托管模式、壮大服务中介组织、推动小农户再组织化、赋能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发挥托管多重功能促进三产深度融合。     

对森工林区林业保险工作的思考

失业保险在林区起到推动生产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在林区二次创业中，应使失业保险与林区经济发展相适应，逐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逐步提高救济水平，处理好救济与再就业培训资金比例。     

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

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一个垂直的贷款网络体系。它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具有和谐与紧张的两重性，它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改变高利贷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乡村金融流通，救济贫苦农民，刺激生产经营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也不能不承认，它还远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借贷系统，距离农民借贷的需求还很遥远，传统借贷向现代金融的转轨之路还很长。     

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

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对乡村生产主义的反思产生了"后生产主义乡村"这一概念。西方后生产主义模式的驱动因素是多样的,在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后生产主义乡村的经验证据。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传统乡村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乡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中国后生产主义乡村功能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重新发现"农耕文化"的价值,重构"生活、生态与生产"兼具的乡村功能,以及发掘"乡村性"对于城市工业文明的意义。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

如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已有研究围绕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问题，提出了新内源发展和自主治理两种理论。但是，新内源发展理论缺乏对激活内生动力机制的探讨，而自主治理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本文在城乡中国的背景下，融合新内源发展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乡村内外部力量互动促进公共事物供给，而公共事物供给进一步促进乡村内生动力激活的机制，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福绵区福绵镇十丈村的案例说明，若乡村通过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能够惠及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事物，则乡村内生动力就能得到激活。本文关于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机制的解释，不仅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也为提高新内源发展理论的可操作性和拓展自主治理理论的应用场景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推进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泰尔指数、莫兰指数等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探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正逐步提升，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基本呈“东—中—西”递减状态，且粮食生产环节较多得益于数字乡村发展红利；区域总体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四大区域的差异主要源于区域内，东部地区差异及贡献率最大，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内差异也逐步降低；数字乡村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和中部省份多表现为HH型和LH型集聚，西部较多省份则为LL型集聚。据此，本文就数字乡村发展的推进路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

华洋义赈会成立于1920年赈济华北五省大灾荒之后,从实践中提出并实施了“建设救灾”、“防灾救灾”等颇有特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展、完善了一套赈灾运作机制,并在农村灾区实施了一系列赈务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重庆市地表起伏度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分析

重庆地貌复杂多样,地表起伏度大,通过对重庆各区县地表起伏度研究和计算,可定量了解重庆山水起伏骨架指数。以空间分辨率为30m、投影为WGS84_UTM的ASTER GDEM V2全球数字高程数据为基础,在ArcGIS10.1中利用投影面积比法计算重庆各区县地表起伏度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表起伏度与2008~2013年各区县农业生产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建立系列模型。结果表明:1重庆西部较为平整,地表起伏度比中、东部地区低,地表起伏度最大的是东北部的城口、巫溪、巫山,最平整的是西部的荣昌、潼南、大足。2基于重庆市31个县域的统计分析,地表起伏度标准化指数每增加0.1,粮食单产减少约0.37t/hm~2,农林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增加约1.1%。3地表起伏度对耕播面积比例影响力最大,其可决系数R~2达到0.8859。4农业产出不变时,农业投入随地表起伏度的增加而增加,地表起伏度与综合指标(农业产出投入比)所建指数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8296。     

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试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河北进行信用合作试验。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抑制了高利贷盘剥。华洋义赈会在试点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为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民间团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坚持依法行政 加强人权保障和救济

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政,以保障公民之正当权益,加强人权保障和救济,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当前行政执法在人权保障问题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行政法制建设应当把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作为核心内容。一是要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提高人权保障法制化水平;二是要严格依法行政,提高人权保障意识;三是重视侵权责任追究,落实侵权法律救济。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标准》应用前景初探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对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的要求逐步提高。为完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造价管理体系,提高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编制的科学性,促进项目可研编制规范化水平的提高,《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估算标准》课题经过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两年来的研究,于2006年底通过了成果验收。其主要研究成果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文章从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前期管理等方面多角度的对此作出了初步探讨。     

后新冠疫情下我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问题、趋势与对策

目的 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发展,我国数字经济融合技术、经济和产业于一体,有力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为防控疫情、保障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效运转提供有力支撑,但在非网民规模巨大的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劳动者就业、推动农业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区域布局,文章主要围绕我国农业农村如何更好地应对疫情对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带来的挑战,以及疫情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加快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方法 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与农村农业数字经济相关的文献和数据获得研究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新冠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结果 该文在分析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疫情后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1）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由增量向增质转变;（2）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由供给端向需求端转变;（3）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由单一向多元发展转变;（4）农业农村数字经济由自由分散经营向规范化与规模化转变。结论 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主要建议：（1）保证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高水平供给;（2）重视物流配送、商流组织等“软”性要素;（3）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深度融合;（4）加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培养;（5）加强农业农村数字经济法律法规建设。农业农村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克服空间障碍,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使数字经济成为农村农业升级的强大动力。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七十年:成就、经验与展望——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9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 is the 70 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key year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Summarizi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by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ast 70 year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Under such circumstances,the 10 th member congress and 2019 academic seminar of CAAE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The ke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deepening rural reform,focus on the property right system and 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 of factors,and establish a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free circulation and equal exchan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small-scale peasant and the modern agriculture,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ocial service industry.Finally,it is suggested to adhere to the two-wheel dr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new urbanization,promote the effective coverage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and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 of combining autonomy,rules of law and virtue.     

Land rental market legal restrictions in Northern Ethiopia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de jure and de facto land market legal restrictions in the Tigray region in Ethiopia and the exten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land rental restrictions that were introduced in 2006 that state that not more than 50% of a farm can be rented out. The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law among local Land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LAC) members, local conflict mediators and a sample of rural households are investigated. We find that the rented area restriction is commonly violated and not enforced. The law is circumvented by framing sharecropping as something other than land rental, although sharecropping is the dominant land rental contract in the region. When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 law may hurt weak and vulnerable (often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that are unable to farm their land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rent it out, the large majority of LAC members, conflict mediators and rural households are against the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