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风捉影

近半“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城市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目前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有41．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自己更愿意定居在“目前工作的城市”，61．2%的农民工愿意定居在“家乡附近中小城市”，29.7％的农民工愿意回农村，愿意定居“乡镇”的占23．3％。     

村“两委”换届选举莫忽视农民工

日前，笔者在湖南省隆回县石门乡石门村走访时发现，一些外出农民工纷纷打电话回家要亲人代替自己选举村“两委”。在感慨外出农民工民主意识增强的同时，也为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缺少外出农民工的参与而担忧。     

高职院校应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

加强农民工培训，帮助农民完成身份的转移，目前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十分重视，老百姓普遍关注的话题，被誉为“阳光工程”和一场新的“城市运动”。高职教育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农民工转移就业培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高职院校有自己独特的条件和优势，理应成为农民工培训的骨干基地。因此，高职院校应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条件和优势，积极参与农民转移就业培训。     

“末代农民＂梦何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调查，数量过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7％的人愿意以后回乡。这就意味着让父辈当“末代农民”，顶不济也要让自己当“末代农民”成了9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尽管他们在极为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过着极为低度现代化的生活，但他们怀揣甩掉“农民帽”的梦想，奋力拼搏，试图把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变为现实。老一代农民工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理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颠覆，他们正以理想追求为目标去谋划人生，设计未来。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亟待关注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农民工大军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现实，令他们中的一部分产生了异常的“边缘心理”，强烈的失落感导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边缘心理”致使农民工犯罪率不断上升，留下了相当大的社会隐患     

“棍子的空间”抱得大奖——第三届“汉森·筑觉”杯落幕

日前，第三届“汉森·筑觉”杯在广东省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颁奖大会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举行，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包工头”队凭着“棍子的空间”夺得一等奖。此次竞赛的主题为“农民工之家”，要求参赛选手通过社会调研、综合考虑等，凭自己的感悟进行创作发挥，构筑出真正符合农民工需求的家。     

且看德国怎样留住“农民工”

2011年春节过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开打“中西部农民工争夺战”，农民工大军真正有了进入《春天里》的感觉。近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要上演一阵子“民工荒”，但今年“荒”情更甚。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工企业大张旗鼓，纷纷开出自己的优厚条件。打工人则货比三家，转而挑剔，迟迟不做决断。作为用工企业，用人留人，都比往年要煞费苦心。     

“农民工”，正名乎？

近日，农民工输入大省广东和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并称会为“农民工”群体加上诸如“新市民”等新称谓。一直以来，为“农民工”正名的呼吁，几乎伴随“农民工”这一称谓出现至今。类似的呼吁在各种论坛乃至全国两会上都频频出现，这也让取消“农民工”称谓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社会各界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要统筹兼顾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于1月31日发布。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合金量很高的强农惠农政策。其中，不但“农民工”三个字眼出现了12次之多，而且提出了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传递出党和政府对大约2．4亿农民工和占农民工总数超过60％的80后、90后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本期特邀业内专家撰文，对诸如迫在眉睫的民工荒，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企望及如何融入城市以及农民工的权利贫困等问题进行阐释和剖析。     

新生代不想再傻卖力

3月12日凌晨．杨立到家了。父亲杨军忍不住问．“真不回去了？存了多少钱？”杨立摇摇头．倒头睡去。这个家族从此又少了一名“农民工”。在这个春天．由于大批农民工回家过年后去而不返，在福建，缺工人数已超过30万人，随着杨立的归来．现在，除了还在义乌打工的姨妈杨晴外，这个农民工家族的主要成员全都回到这幢楼房里。团聚不是为了喜庆——年已过完；也不是为了开会讨论——农民工家族的成员们将各自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     

农民工与市民的分化与融合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和市民一样都面临着重新社会化的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城市市民的分化与融合,着重阐述了农民工与市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改变、调整和完善自己,进而造就“和谐市民”、建设“和谐城市”、实现城市的不断完善、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指出农民工与市民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是造就“城市和谐市民”、建立“和谐城市”乃至“和谐社会”、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强调了大城市、大市民观念以及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并为农民工和市民的社会化创造和谐条件。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选择观察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二元性”结构—以对贵州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支庞大而又尴尬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既是中国二元性结构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渐进改革的缓冲剂。随着“用工荒”的不断加剧，“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着重研究农民工在地域选择时的考虑因素，从而在本质上考察农民工社会地位“二元性”形成在内在原因，最后，结合实际，指出农民工摆脱身份尴尬、待遇不公等窘境的措施对策。     

贵阳市 风雪无情人有情 抗击凝冻保民生

为在凝冻灾害后确保返乡农民工顺利回家过年，贵阳市就业中心在火车站设立了“贵阳市返乡农民工服务站”，为十个区（市、县）农民工开展送温暖援助活动。返乡农民工及时坐上了由劳动部门统一组织调集的车辆被护送回乡，并得到了免费发放的《农民工求职指南》、《农民工维权手册》和“春风行动”招聘会信息。     

顺应农民工新诉求，留人要留“心”

笔者最近在湖北、云南和四川等地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正在出现三大转变：主体从“农民工”到“民技工”，诉求从“吃饱饭”到“要体检”，发展从“讨工资”到“要身份”。地方政府和企业如果不应对这些新变化，忽视农民工权益维护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将有可能遭遇农民工“用脚投票”，加剧用工荒。     

高空讨薪：两位民工40米塔吊上住70天

高高的塔吊顶端，四川巴中籍农民工张刚和谭勇在上面生活了70天，“下来脚步轻飘飘的，那简直就是一场梦”。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讨薪初衷。     

珠三角中小企业农民工闲暇生活状况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珠江三角洲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农民工，描述了现阶段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农民工闲暇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况，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其闲暇生活的内容、观点等进行探讨，得出农民工（特别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有“多样化，知识化，健康化”的趋向。并提出珠江三角洲中小型制造企业应根据这种趋向，引导农民工树立科学健康的闲暇方式，促进农民工的全面素质发展，从而增强农民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王翔：“有了资源就可进可退”

“政府里没有我的档案，我从来都没有上过岸。”九江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说直到今天，自己还是一个体制外的“农民工”。文革期间，继承了封建地主、资本家家庭、海外关系这些“禀赋”的王翔被下放到农村，整日提着油漆桶上街刷毛主席语录，1979年回城的时候恰是而立之年，油漆匠的手艺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     

“三张网”保证农民工“三不怕”

农民工进城务工有三怕：一怕进城找不着活儿干，二怕有了活儿干又上当受骗，三怕干来干去拿不着工钱白干——“三怕”成为当下进城农民工的最大心患。太仓市劳动保障部门精心编织“三张网”，保证农民工“三不怕”。     

实施“百万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工程”

南充市今年启动实施“百万农民工培训，农民工返乡创业工程”，实现农民转移、转型、增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围绕打造南充“川妹子”、“川厨师”、“川建工”、“川缝纫”、“川电子”等劳务品牌，整合使用培训项目资金，大力开展转移培训，转岗培训，创业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完成培训20万人次，整体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农民工的“市民化”破解“用工荒”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有农民工表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孩子再跟他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孩子。春节之后，从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一场全国范围的“用工荒”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