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试图从微观农户层面研究风险冲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以期为增强农村居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缓解相对贫困提供实证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用异质性分析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风险应对方式差异。结果 （1）风险冲击会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可能。其中,灾害冲击是导致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原因,其次是教育冲击和婚丧嫁娶、孩子出生等重大事件冲击,失业冲击和健康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小。（2）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风险应对机制差异是导致相对贫困家庭无法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与高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相比,低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会减少更多的农业生产投资,增加更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家庭现有的资源配置无法提升家庭未来的收入能力,使其囿于相对贫困无法脱离。结论 政府应构建更具韧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弹性的社会帮扶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可能。     

风险认知、社会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江苏省扬州市418户农户调查的数据

目的 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两者中的调节作用,探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江苏省扬州市418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测度风险认知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并运用Logit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1）实证结果表明,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影响,而社会信任则有正向影响。（2）具体来看,风险认知对高社会信任农户和低社会信任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意愿均有负向影响,社会信任能缓解风险认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都有助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提升;区分在城镇有无住房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3）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和房屋居住年限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承包地面积和距离县城距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 为进一步推动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应该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各项保障政策,改善和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以及构建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和政策。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     

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

本文对"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24个省份截面数据运用OrderL ogit模型检验发现,宗教信仰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农村居民而言,宗教信仰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宗教信仰弱化了收入和学历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和学历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总体来说,虽然城市物质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农村,如教育、医疗、公园和各种社会基础福利设施,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参照点理论能够很好解释这个结果。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缩小的趋势。     

东北黑土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目的 探究黑土区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对推动黑土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从感知价值视角出发,利用东北黑土区的733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政府规制在农户感知价值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1）农户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意愿和行为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显著影响,其中感知利益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意愿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感知风险对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行为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2）政府规制在农户感知价值与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激励型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户技术采用意愿向采用行为的转化,约束型政策的实施扩大了农户感知风险对技术采用意愿的负向影响。结论 地方政府应通过提升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感知利益、降低感知风险、优化激励型和约束型政策等方面,引导黑土区农户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农村居民金融知识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知识是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增加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家庭在风险资产中的配置。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地区经济较好的农村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到金融市场当中。农村居民自有住房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自营工商业有助于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增加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有助于提高农村家庭福利,增加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并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种植业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

目的 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农业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文章拟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农业保险是否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影响。方法 文章基于2021年山东省348家种植业家庭农场为样本,运用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建立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因家庭农场的异质性而存在差异,种植粮食作物（相比于经济作物）、农业收入占比高、风险偏好程度大的家庭农场更倾向采纳农业技术。结论 农业保险促进家庭农场农业技术采纳。从农业保险对接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作物的保险补贴力度和保障水平以及加强农业保险宣传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婚姻成本会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农村普遍高涨的男性婚姻成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方法对婚姻成本如何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婚姻成本与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临界值前后,婚姻成本的增加会分别提升和降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和成员关系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层面上离乡镇距离、山区地形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促进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政府应从乡村治理层面入手,推行传统婚俗改革;健全农村婚姻市场,将婚姻成本引导在合理区间内。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的受偿水平并对其补偿标准进行精确测度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以最大效用地推动农村居民的生态消费。[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65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以节能灯具为例）的受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其补偿标准。[结果]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受资源禀赋、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测算出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的动态调整区间为32.79～36.36元，政府支持农村居民购买生态产品的最优受偿率应为20%。[结论]（1）高度重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受偿水平的影响，加强农村居民资源禀赋积累；（2）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强化生态产品政策宣传；（3）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目的 优化乳制品消费结构、推动消费方式多元化发展,能够在保持消费总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多途径提升乳制品消费水平,加快乳制品消费转型升级,助力居民营养健康。方法 文章利用2009—2018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城乡之间的因素差异。结果 （1）收入增长可显著提升城乡居民乳制品消费量,在利用IV-Hekit模型克服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2）收入增长可通过丰富乳品消费种类加快乳品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乳品消费频次形成结构化膳食两条路径增加乳制品消费;（3）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量的正向作用更明显,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对乳制品消费种类和消费频次的提升作用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结论 增加城乡居民对乳制品的消费,需引导居民形成多元化健康饮食方式,带动乳制品加工营养化高值化,推动地方特色乳业发展;强化乳制品消费引导和配送体系建设;组织实施低收入人群营养改善计划,保障弱势群体食物基本供给和营养不断改善。     

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 居民幸福感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文章从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构建居民幸福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方法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Improved Entropy Method,IEM）、决策试验与评估实验室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ISM）3种方法组合对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识别影响因素、找出传导路径。结果 （1）居民幸福视域下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普遍偏低,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卫生环境、客源市场、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是根源影响因素,产业规模、旅游接待能力、品牌建设是深层影响因素,环境治理、吸纳就业能力、乡村建设、服务设施投入是中层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乡村交通设施、乡村居民收入、信息服务、社会服务是表层影响因素;（3）找到了影响因素开启各要素间影响的3条传导路径。结论 居民幸福视域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点线结合调控的结果,即在改善各关键影响因素的同时,沿着主导传递路径实施对关键结果因素的良性影响。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分析

[目的]农村居民付费是弥补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缺口的有效途径,系统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影响因素,有益于推动建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付费制度。[方法]文章基于覆盖江苏全部地级市的2 420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农村居民以不分类处理生活垃圾为主,有约2/3的农村居民愿意为治理生活垃圾支付费用,并愿意每户每月支付49.31元或每人每月支付19.84元。（2）健康状况、常住人口、年底净资金、奖惩措施均会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意愿。（3）年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年底净资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村组织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作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信任度、奖惩措施、个人环保行为认定、生活垃圾对社区环境影响以及地区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费支付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应合理测定支付标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投入机制、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法规,以引导农村居民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     

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食物是人类生存与获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国家居民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不仅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还是衡量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吉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食物消费水平与结构也得到相应改善。但与城镇居民、与其他发达省份农村居民相比,食物消费的水平与结构仍存在很大差距,与国家阶段性目标相比,差距更大。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在食物供应链中既是食物的供应者又是食物的消费者,在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中既包括了自给自足的部分,又包括市场上购买的一部分。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其独有的特点,因此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也有其特殊性。文章从经济、政策、社会、生产因素等视角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利用回归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购买食物占食物消费比重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该文据此提出拓展从事农业生产收入的增长空间、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加强吉林省农村市场建设的建议。     

都市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北京市829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

目的 休闲农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在城市居民消费转型升级背景下，都市休闲农业旅游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偏差普遍存在，而深入探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背后原因，有利于从消费者角度反思当前休闲农业发展的短板问题。方法 文章结合文献与调研资料，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认知情况、出行需求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市民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 （1）家庭特征显著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家庭收入水平抑制悖离、家庭同居成员数加剧悖离；（2）消费者亲近自然的需求会抑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但满足好奇及教育子女的需求会加剧悖离；（3）出行需求和感知了解程度是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个体责任感知及社会风气感知是中间间接因素，家庭情况和社会效能感知是深层根源因素。结论 现阶段北京市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居民消费需求水平，难以满足都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需完善休闲农业场所综合服务能力，构建创新性休闲农业旅游范式，营造休闲农业旅游消费良好社会风气。     

小城镇建设背景下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有林区小城镇建设的客观背景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效应为0.394;其次是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效应为0.197;最后是家庭工作环境,影响效应为0.18。第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家庭工作环境及身心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34和0.37;社会经济环境借助对家庭工作环境和身心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效应为0.07。第三,林区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工作环境有影响,影响效应为0.15,并借助家庭工作环境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发挥间接作用,间接影响效应为0.03。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及黑龙江国有林区客观实际,围绕小城镇建设、经济转型、保障民生等提出改善国有林区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内部需求、外部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的审视

目的 通过马斯洛需求理论视角将影响农户的诸多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厘清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为指导农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提供政策建议。方法 文章利用江西安义和湖北监利两个地区138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强度进行了研究。结果 （1）居住、养老、就业等事关当前农户退出宅基地后所面临的社会保障与生计的因素,表征农户的安全方面的需求,对农户宅基地退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发展机遇因素和政策互动因素表征了农户在退地过程中的社交和尊重方面的需求,也对宅基地退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保障与生计方面的需求的作用强度要明显高于社交和尊重方面的需求因素,产生的影响强度也相对较强。结论 （1）政府部门加强对保障和生计的重视,应该保证退地后经济补偿,退地后给予城镇购房补助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农户退地后生活质量改善情况,维持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水平。（2）注重政策宣传是否到位,政府关于宅基地退出优惠政策,以及安置就业难易程度的考虑。（3）在当前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各地财力不均的情况下,应优先注重农户退出购房补偿的货币安置和住房安置,做到政策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