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四军对日军掠夺皖江流域矿产资源的反掠夺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由侵华日军组织领导的“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机关作战调查部”和“浙赣地区矿产调查部”,对我国长江流域尤其是铜陵、南陵、繁昌、芜湖、当涂(马鞍山)八百里皖江流域的金、银、铜、铁等宝贵矿产资源，实施疯狂的掠夺性开采。无论是党史研究资料还是日本“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遗留的档案卷宗记载，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和皖南特委，从1939年12月起到1945年10月3日新四军发布《告别皖南民众书》宣布北上，坚决持续不断地对日军进行反掠夺反侵略斗争，有力阻滞了日军掠夺矿产资源的行径。     

铜陵市青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发展青铜文化产业,对提升铜陵文化产业竞争优势、发展铜陵地区经济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丰厚的历史底蕴和特色的青铜文化却并未能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而同步发展,铜陵的青铜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优势仍不明显,离建设文化强市的距离还存在较大差距。着手分析铜陵青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化解铜陵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乃是提升铜陵文化品味、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资源战略规划的思考

铜资源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是具有50多年历史的我国重要的铜工业基地之一,资源问题已成为该公司稳定生产与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在分析了资源保证程度后,提出了资源战略规划的构想。     

铜陵地区输电线路鸟害成因及预防工作

针对铜陵地区输电线路面临的鸟害问题,文章叙述了鸟害故障发生的特征,分析了鸟害发生跳闸的原因,介绍了目前采取的防鸟害技术措施,并对铜陵地区防鸟害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于提升铜陵城市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提升铜陵城市竞争力,文章结合新形势下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特征,从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市民素质、政府效能等方面着手,通过铜陵与其他皖江五市的比较,综合分析了铜陵城市竞争力的现状及其制约因素,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铜陵市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本试图从战略的高度神视铜陵市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对利弊关系及铜陵与发达地区、周边地区差距及原因的分析，旨在唤起人们正视现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以推动铜陵的迅速崛起，为安徽和全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框架构建的探讨

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面临财力拮据、保障能力十分低弱;刚性支出过多;经济发展对财政的依赖程度高等问题.必须采取外援内俭相结合的原则,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大项目投资,切实改变财政落后的状况,尽快构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财政框架.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税收政策选择

包容性增长是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一致的和谐共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税收功能定位是:充分激励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消除普通民众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及分享经济成果的税收障碍;提升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税收增长质量。我国现行税制由于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优惠政策偏颇、营商税务环境不适宜,阻碍了包容性增长的实现。推进税收制度创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路径是:大幅降低一般商品和服务的流转税率,降低间接税比重、提升直接税比重,以优化税制结构;以有效激励普通民众创业和就业及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导向,优化税收优惠政策设计;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适宜的营商税务环境。     

发展铜陵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策研究

要实现铜陵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发展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首先要识别铜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殊性,即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双重要求下的产业转型。创新是铜陵发展新兴产业的核心,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是目前发展铜陵市新兴产业的有效形式。     

铜陵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色

铜陵是安徽省实施＂两点一线＂开发开放战略的交叉点,城市依山襟江含湖,自然环境优美。文章将铜陵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分为青铜文化、山水文化、市镇文化、宗教文化、名士文化、红色文化、特产文化、民俗文化八种类型,并总结出铜陵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文化类型多、文化包容性强的特点。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探析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随其军事、政治活动的展开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主政东北前后，是其国家统一观形成时期，提出了以“息内争、御外侮”为核心的和平统一思想；旅欧归来至1936年初，是其曲折发展时期，提出了以拥蒋、“剿共”为核心的武力统一思想；1936年初至西安事变，是其回归与升华时期，提出了以逼蒋、联共、抗日为核心的和平统一思想：由此可见，对内息争、对外御侮是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精髓和思想基础。     

沈钧儒与1936年的救国会运动

沈钧儒是中国当代史上的救亡运动精神领袖，其间提出了人民救国联合阵线的主张，强调救国会组织的独立性，认为抗日救国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包办的，必须走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道路。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摘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日德本币升值下的政策得失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本币升值背景下,日本与德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德国首先着眼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放开汇率的波动,从而更好地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而日本试图阻止和缓解日元升值压力,其结果却是日元持续急剧升值,并造成了日本高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综观日本、德国汇率波动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必然趋势;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十分重要;在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同时,实现缓慢渐进式汇率改革;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促使内外经济均衡发展。     

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及启示

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快乐的客观物质条件,国民幸福快乐既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互动关系对于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调整政府公共政策、改进政绩评价方法手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启示。     

战后韩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演进及其评价

理论界对于韩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研究,往往认为其早期实施保护性更强的进口替代战略,而后期则选择自由度更强的出口导向战略,对于其对外经济战略的评价,也往往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界,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文章通过回溯战后韩国在不同时期的对外经济战略的选择,提出韩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并非分阶段选择两种,甚至多种截然不同的对外经济战略,而实质上表现出一个持续的通过强政府推动,开发与利用全球资源的统一的战略思想的结论。     

论孙犁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

孙犁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他将战争中的生活素材在自觉的艺术选择中提纯与净化,将人生诗意化、理想化,一般很少正面地描写战斗的具体过程和战争的惨烈与血腥,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极力凸显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人性美与高尚情操,并以此构筑了作家人生理想中的伊甸园。这既有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五四”启蒙文化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战争时期时代体验在作家身上的折射。     

我国党群关系与政民关系分析

执政党与民众、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党群关系的具体安排,主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规中;政民关系的具体安排,主要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近年来,党的建设虽然不断加强,政府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党脱离群众、政府脱离人民的危险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党群关系与政民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日本国土规划对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迄今为止,日本的国土规划已先后制定六次。每次国土规划的制定,均依据日本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社会经济背景,按照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明确的国土规划实施目标,并制订详尽的配套规划与政策手段以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日本国土规划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平衡地区产业布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当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这四大板块的开发布局业已形成,如何促进这四大板块的协调发展,日本的国土规划在规划立法、规划体系、规划模式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泡沫经济中的“加尔布雷思法则”

泡沫经济的本质是一种虚假的经济繁荣,而每隔一定时期出现泡沫经济的现象,被称为“加尔布雷思法则”。通过中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虽然存在着泡沫,但并不适用“加尔布雷思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