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斯密难题”探析“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斯密难题"即亚当·斯密在其两部著作中提到的关于人性中"利己"与"利他"的不同观点而引发的经济学界的争论。斯密认为"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都在理性的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道德人"则是除了自利的一面外,还有利他的一面。"经济人"在利己的同时也会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经济人"与"道德人"在社会层面的基本行为逻辑是相统一的,而二者的最终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且现实意义重大。     

论“斯密问题”中的自利动机和利他动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到的"经济人"是自利的,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目标,而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认为人必须具备同情心,要关心别人的利益,是利他的,"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一个"斯密难题"。文章认为经济学分析的人是生活在具体时代中的,分析人是不能够脱离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且人的本性也是由具体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是内生性的,是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进行行为决策的动机会由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转变。     

进化直觉主义里的“基础态度”与孔子的“仁”

进化主义能够解释人的利己行为,而人的道德表现还有或者说主要体现在利他的行为,道德直觉进化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道德理论。而且道德进化直觉主义里的一个概念"基础态度",和孔子的"仁"的概念有类似之处。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启示

我国施行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由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市场中的道德问题极其严重。于是,我国逐渐掀起了对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高潮,要求建立健康的诚信经济。经济的主体是人,道德的主体也是人,所以我国在不断健全经济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对市场中＂经济人＂的道德培养。由于我国独特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的更多的是集体主义思想,那么就必须要求我们的＂经济人＂理论在利己的基础上具有更多的道德内涵。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思想。在斯密的那个时代经济学是隶属于政治学的,而政治学又以哲学思想为基础,同时,斯密本身还是一位伦理学家,故他的＂经济人＂理论是含有丰富的道德性的,是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生活的。所以,本文倡导对斯密＂经济人＂理论的回归,为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自由意志、行为选择与道德责任

在一个行为中,行为主体的意志自由、行为选择及道德责任存在着内关联性。通常来说,行为主体是否需要承担道德责任与其自身的行为选择有关,而行为选择中行为主体的意志是否自由又是其作出选择的前提和要件。所以自由意志既是行为选择的前提,又是行为主体为自身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的逻辑依据。     

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思想——从《国富论》到《道德情操论》

“经济人”与“道德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他一方面认为“经济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惟一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利己是“经济人”人本性,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经济人”也必须是有道德的人,如果人类没有基本接受的道德规则,社会将会崩溃。利他是“道德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体。追求幸福是每个个人和社会的最终目的,追求财富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和基础。     

基于道德伦理的国美控制权之争分析

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控制权的配置,陈晓和黄光裕两方在2010年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除了资本和股权较量之外,抢占道德的制高点以获取投资者和媒体舆论的支持也是双方口诛笔伐攻击对方的重要手段。本文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分析陈晓和黄光裕双方的行为,比较了双方所声称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所依据的公司治理理论,认为相对均衡的控制权配置应该保证股东和经理人的交易和收益分配具有激励兼容的特质,保证企业成员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实现利他的共赢。但是,当前的控制权配置体现了股东和资本的意志,道义上的批判和道德责任不能决定控制权的配置,也不能仅仅凭借道德约束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试论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

经济伦理是经济运行是否合乎社会文明进步要求的道德标尺。越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伦理作用的发挥就越发关键而且必要。作为转型期经济伦理研究和建设的一个重点,经济伦理制度化即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与经济伦理道德以规范、固定的模式相互契合的程度和过程。经济伦理制度化是保障转型期经济稳定发展、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研究课题和实际操作手段之一。     

“斯密问题”的解读与启示——基于斯密人性观的再考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自利的,但他同时还承认存在次要的利他动机。因此,斯密实质上是人性二元论者。而在《国富论》中,其关于行为动机的自利设定只是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而对现实人性所作的必要抽象。综合考察《国富论》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斯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他关于自利设定的隐含预设,我们揭示这种抽象是合理的。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斯密问题＂才是一个伪问题。澄清＂斯密问题＂的理论启示是：在构建经济理论时,需要基于现实情境合理地抽象出基本假设;实践启示是,构建适宜的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核心,＂四因说＂认为：世间万物生灭、变化的原因在于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变化、发展。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四因＂中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统一的,而运动变化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四因说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两大原因。其中,质料是被动的,本身不具备促使事物运动变化的力量;形式则蕴含了事物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和目的的力量。所以,质料只是形成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才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决定性原因。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论述,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他最终倒向唯心主义的实质所在。     

诉讼欺诈定性之我见

诉讼欺诈行为是否为三角诈骗的一种特殊类型,从而认定这一行为属于诈骗罪。确实诉讼欺诈与三角诈骗在行为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在欺骗对象上都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另外此两种行为在主观目的上都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客观上“被骗人”也都是基于陷人的错误而“处分”了财产,可以说两者极具相似性,但是同时其也有许多不同,这些也被学者们广泛质疑,其关键就在于法院是否可以被骗及法院处分权的问题。     

我国市场营销十大趋势

道德营销现代的社会文明,要求企业的营销活动不仅应坚持需求导向的原则,而且还必须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和公众的利益。按照道德营销的要求,生产的产品不应产生社会的负效应;产品质量设计应对消费者的安全负责,产品的包装符合社会道德风尚,包装材料的选用不应对社会环境造成污染:产品价格的制定不以追求暴利为目的;企业的促销活动不得用欺诈诱骗的手段;企业不能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不法的经销商和经销渠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应采用合法的和合乎道德规范的策略。文化营销将营销活动与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促商,是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每个消费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所以当商品的信息一旦以文化形式与消费者的文化素质沟通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引起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产生吸引力。     

债权质押探讨

在现代社会,债权既是获取财产权的手段,也是财产权本身。债权用益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促使债权法发生由＂请求权为中心＂向＂以利用权为中心＂的转变。当然,债权从本质上来讲仍然属于请求权,债权本身始终会存在保全的问题,只有得到周到保全的债权才能够有效利用。从保全债权和利用债权的双重角度来看,以担保某一债权为目的而利用另一债权,即以债权担保债权,便成为债权的担保和利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债权法和物权法必须共同关注的课题。在以债权担保债权的多种制度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债权质押制度,所以对于债权质押制度的研究,无论对于丰富债权法的内容,还是对于完善担保物权的体系,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