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斯大林批判与中国的“双百”思想运动,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性“事件”。它的事件性格在于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并打开了由于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被绝对化了的思想对立格局,为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化对于两种民主制度的讨论提供了条件。在这个讨论中,除了共产党理论家之外,自由主义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而关注到中国革命与苏维埃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前者所具有的亚洲特性。或许在今天借鉴50年代国外关于斯大林批判与中国革命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开辟一些新的思路,在中国革命遗产中寻找那些未必能够直接套用、但却具有媒介功能的要素,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     

中国革命再探讨:阶级视角的回归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

“五四”曾经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进入了政治史关注的视野,也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源,扮演着代言自由主义个性解放的角色。但以往的“五四”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把政治和社会运动与“个性解放”的话语对立起来加以论证,以突出“五四”作为中国革命悲剧性命运开端的地位。这种“思想史分析”框架一度广为流行,成为对抗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据。问题在于,过度强调“五四”个人启蒙遭遇挫折的一面,有可能遮蔽将“社会改造”的探索作为“五四”另一个内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从而不自觉地以西方的历史视角衡量“五四”的意义,最终忽略了中国现代历史转型更重要的一些面相。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

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受到国内一些人的追捧,这些人宣称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主张中国也应实行新自由主义。中国必须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吗？新自由主义是适合所有国家的“治世真经”吗？拉美、原苏东国家改革的失败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告诉我们,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搞新自由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需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

本文探讨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的潜力与困境,既是一种辩护性的论证,也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论述。与当下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不同,作者并不预设普世主义的人性或文明,而是试图论证自由主义思想之可欲性与可行性是基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内在发展,源自历史实践所造就的“社会想象”。文章介入了自由主义与儒学学说以及社会主义论述之间的相关争论,并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困境提出反思。     

“辛亥”最好的遗产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就在10月9日这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我们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晌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我们真的节省了“交易费用：？——参照中国，对前苏联东欧改革的再解读

近年来，由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兼职教授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风靡一时。“北京共识”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北京共识”的定义角度有多熏。最引起争议的是在政府强力推动的改革是否“节省了交易费用”。作为比较，肯定一方常举到前苏东欧、印度的例子一在差不多的条件下起步，因采用了不同策略，其改革成就远远落后于中国。     

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下）

迄今为止，全球化已经历两个高潮。19世纪后半期至1914年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时期。产业革命尤其是蒸汽机和电力带动的运输革命和经济自由主义是其产生的物质根源和思想根源。英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始于90年代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始于90年代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则得益于知识经济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带来的通讯革命以及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美国是这一次浪潮的最大受益者。     

新老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新自由主义的“新”意味着不同于亚当·斯密创始的古典的或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是它的更为极端的翻版。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过就是一种比较精致的新权威主义,并且已经具有了某种国际扩张性政治权利的形式。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利用必须要持谨慎的态度。     

走向春天的脚步

自从有了市场经济,关于“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的讨论就没有停歇过。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主要骨架,从亚当．斯密的“廉价政府”到凯恩思的“政府干预主义”,都承认市场是一只无形之手．政府是一只有形之手。它们互相博弈,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在欧洲工业革命肇始,亚当·斯密提出经济自由主义,把政府角色比如为“守夜人”,反对政府指手画脚干涉市场活动,主张市场的事情市场来解决。这一理论为当时推翻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构筑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世界,“市场失灵”,美国成为这次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者。危机也宣示了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是凯恩思的“政府干预主义”盛行。凯恩思主张加强政府之手的干预力度,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如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共同支撑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不幸的是,实践证明,它们都不能规避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