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旅桂“客流量—景区—酒店”空间错位及演变

基于多变量视角运用丰度指数、重力模型、空间错位指数、贡献度等,分析2006—2015年东盟旅桂客流量、旅游景区、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运动轨迹、空间错位程度和贡献度。结果表明:(1)东盟旅桂客流量重心演变轨迹向西迁移,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空间结构;星级酒店重心演变轨迹幅度较小,整体呈现相对集聚状,突显出"集中"→"分散"的空间特征;旅游景区重心演变轨迹基本呈水平向东演进,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亮点纷呈"态势,分布更加均衡合理。(2)大部分地市错位指数较低,少数地区错位指数显著高于其它地市。高错位区集中在广西东北方向的桂林和西南方向的崇左、钦州、北海,中部地区空间错位不明显,桂林、崇左、钦州、北海是空间错位的关键地市。(3)空间错位贡献度最高的是桂林市,其次分别为崇左市、北海市,其它地市贡献度较低,且贡献指数差别较小。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对空间错位具有优化作用,降低了空间错位程度,东盟旅桂客流量是造成空间错位的关键要素。     

区域旅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为例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内不同类别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结构和可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探究其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不同类别旅游景点均呈集聚型分布状态,人文景点集聚程度高于自然景点,且不同类型景点系统分形特征明显,存在局部围绕城市和交通线分布的情况,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2)示范区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整体较优,平均可达时间为22.55 min,但区域内可达性分布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交通指向性特征,自然景点的可达性要优于人文景点的可达性。(3)不同类别景点基于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空间上呈集聚格局,可达性的热点区共同表现为以铜陵市、铜陵县、南陵县、繁昌县和青阳县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主要呈连续带状分布在示范区的西南部地区。(4)影响可达性的因素主要有旅游景点空间分布、交通路网结构的区域差异以及自然和人文环境。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大数据挖掘、核密度与缓冲区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技术,以携程网上提取的21 108家经济型与星级酒店为样本,以湖南14市州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呈现由2007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2011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的演化格局;(2)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由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的演化格局,交通便利度、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商业繁华度、高校的分布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3)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由以传统的"交通枢纽型""商圈依赖型"为主演变为以"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高校依赖型"为主,且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强度与城市商圈的多寡呈负相关,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4)湖南酒店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呈现联合显著性差异。最后,文章针对湖南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信息的实时监控与公布、旅游营销、交通便捷度优化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密度、关联及均衡性等方面对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格局,主要集中于长沙、株洲、湘潭3市周边。②A级旅游景区具有明显分形特征,且分形结构复杂,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围绕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展开,京港澳、长张、杭瑞、沪昆等主要交通干线及城市周边是A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③A级旅游景区发展较为活跃,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块状"分布特征。④随着景区级别由高往低,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趋势,展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⑤旅游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在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对其空间分布影响较为显著。     

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

以湖北省342家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考察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较大;具体来看,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集中于恩施、宜昌、襄阳和武汉等地,在空间格局上,鄂东武汉城市圈基本已形成以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一线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鄂西则表现为以恩施、宜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特征。进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发展布局的关键,而近域客源则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演化及影响机理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2)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3)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4)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及其交通可进入性评价

以长江经济带3A级及以上等级景区为例,利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以及加权网格维数对该区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通过构建旅游吸引力系数模型,建成考虑游客选择偏好的交通栅格成本数据集,利用成本距离分析工具对该区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进入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①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特征,其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偏好性,围绕省会城市及周边形成旅游资源显著集聚区。②旅游资源空间集聚整体呈现近轴对称形状,并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四大组团支撑,多中心协同的空间结构。③旅游资源的总体交通可进入性较好,但存在明显的东西空间差异,呈现出由东至西的阶梯状下降格局。④旅游资源的交通可进入性呈现出等级与类型差异,同时高交通可进入性旅游资源出现分省内部空间集聚,形成分省内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近核心—外围结构。     

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来探究汾河流域小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小城镇在宏观空间上整体呈现集聚型分布特征,集中分布在中下游地区,在空间上形成晋中盆地南部和临汾-运城盆地两个核心集聚区;汾河流域小城镇规模分布在空间上存在上中下游的差异性特征,中游地区小城镇数量最多,下游地区的小城镇密度最大。汾河流域小城镇空间分布区位特征明显,从自然因素看,汾河流域小城镇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指向和"亲水性"特征;从人文因素看,汾河流域的小城镇与公路的交通可达性,与各级城市可接近性,与景区、工业园区的融合性都较好。     

基于分形理论的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发展政策等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空间尺度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空间结构具有等级性、层次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本文运用分形理论,结合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构建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将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点状发展模式、集聚发展模式、多中心发展模式和一体化发展模式4种类型,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是分形的,多分形特征明显,且处于多中心发展模式的初级阶段.最后提出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的优化方向和途径.     

湖南省星级休闲农庄空间表征及影响因素

星级休闲农庄作为农业旅游重要衍生项目,有力支撑着农业观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湖南省1 008家星级农庄的识别和定位,运用数理统计法和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表征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究影响星级休闲农庄分布格局的具体因素。研究表明:(1)湖南省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上主要集聚于地级市、州府的城郊地带,呈现城镇居民依托型特征,且集聚强度自东向西逐渐减弱;星级农庄在时序上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2)长沙、衡阳、郴州、岳阳和娄底等湘东及湘中地区呈现高度集聚特征,而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和永州等市域的核密度较低,整体呈"东高西低"的态势。(3)各地级市、州星级农庄数量、增量和区域分布均存在较大内在差异性。(4)星级农庄数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人数、旅游总收入和高速公路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星级农庄空间格局呈明显交通趋向性,社会经济条件对星级农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公路交通网的武陵山片区旅游景点可达性格局分析

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可达性模型,以武陵山片区为案例区,基于公路交通网络对武陵山片区旅游景点可达性水平和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分析得出,区域内景点分布较为分散,空间上"南少北多";高等级公路呈"王"字形分布,公路密度较低。区域内景点平均通行时间处在3.863—8.401h之间,均值为5.386h。景点可达性系数极差为0.845,高于平均值的景点有16个,占34%,景点可达性不均衡分布较显著。可达性空间格局大致呈"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景点自身空间区位、周边景点密度和高等级公路分布对景点可达性格局有重要影响。最后,提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的相关策略。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度综合测评

在提出景区区位优势度概念基础上,依托旅游市场消费、交通、资源、服务支撑四大驱动因子构建区位优势度评价模型,测度我国22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最后运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景区的区位优势与实际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1风景区区位具有交通指向性,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各省旅游发展"核心—边缘"格局突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景区区位差异性明显,受各区位因子的影响不同。2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风景区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消费潜力均较为突出,是开展"全民旅游"的重要市场,抓住高铁发展机遇,实现景区跨省际发展是提高风景区竞争力的有利抓手;省会、副省级城市服务支撑要素发展优势突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景区凝聚式发展有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及外部经济性,中部地区受资源丰度及集聚度影响各异,西部地区资源丰度、集聚度水平均欠佳。3区位优势与景区实际发展存在很大的契合性,沿海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带动着旅游流向东部地区移动,抓住"一带一路"国家对内陆地区的扶持机遇,对于西部旅游市场繁荣意义重大。     

农家乐发展的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浙江、湖北、四川的比较研究

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乡村旅游经济的重要业态,我国农家乐表现出显著的东、中、西区域非均衡发展差异格局。以浙江、湖北、四川3省为研究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爬取农家乐空间信息,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及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综合比较农家乐地域空间差异特征。结果表明:3省农家乐均呈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但空间集聚格局与均衡指数具有显著的省际差异;其中浙江省农家乐呈网络状均衡集聚;湖北省农家乐点状集聚于武汉、宜昌等市,省域分布不均衡;四川省农家乐团状集聚于成都平原,省内空间分布较均衡。进一步探讨省际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发现区域政策供给导向是农家乐空间集聚的驱力,高经济水平是农家乐规模扩张的基础,完善的设施供给是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外部依赖,山脉与平原地貌交错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则成为农家乐集聚的沃土与温床。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国内外城市住宿业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通过ArcGIS软件与次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北京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并与英国Ashworth模型进行对比,讨论北京作为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表现出的异同性,同时反映出新时代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呈集聚分布模式,分布模式包括8种区位类型,其中4种为新型区位,体现出经典理论的适用性与北京的特殊性;②酒店可达性、基本地价、空间集聚是影响住宿业分布最显著的因素,同类因素对不同类型酒店影响程度也表现出差异性;③住宿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力量之一;④北京市城市空间异质性与复杂性增强,但多中心结构不发育,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城市中出现比CBD范围更大的国际化区域。     

节假日旅游流时空分异及其形成机制——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研究区域,利用游客集中度系数、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等指标,获取了云南省节假日旅游流的时空分异特征,并从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视角分析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云南省节假日旅游流的时间分布不受空间尺度限制,在省域和市域尺度均表现出相对均衡格局;节假日旅游流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呈"多核心、边界带状"空间格局,且各节假日的旅游流空间分布特征具有一致性。(2)快速交通方式的"时空压缩"效应有效缓解了节假日时长对游客出游半径的限制,并在优惠政策与旅游宣传影响下,国庆黄金周对中秋节存在"虹吸效应"。(3)旅游资源禀赋是节假日旅游流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交通可达性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有限;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但旅游品位一般的旅游地,极易在交通设施不断完善过程中被替代,而区位优势不明显的旅游边缘节点凭借资源禀赋也具备相当竞争力;具有完善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且旅游景区特色鲜明的旅游区,则表现出对自驾游的较强吸引力。     

辽宁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采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和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以县域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选取2000—2012年数据,从时空视角对辽宁省县域经济总体和局部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序列来看,辽宁省县域经济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相对差异逐年收敛;从空间序列来看,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县域经济差异总体呈逐年缩小的趋势,在整体格局上表现出一定的集聚态势。在局部差异方面,高度集聚区域和集聚核心区几乎集中分布于辽宁省中部、西部、南部地区,具有更高显著性水平的则是辽宁省的南部地区,大部分辽东及辽中地区表现为中度集聚区和低度集聚区。辽宁省县域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演化规律不显著,随机性、跳跃性成为其经济增长变化的主要特征。     

北京多种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评价

城市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对于居民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具有重要意义,可达性是评价设施布局与获得的有效手段。文章基于兴趣点数据将北京城六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7类,采用累计机会法对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可达性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熵值法测度设施的综合可达性。结果表明,各类设施的空间分布并没有向城区中心地区集中,没有明显的中心集聚地,而各类设施可达性有相似的空间模式,均向城区中心集聚,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单中心结构特征明显。各街道获得的各类设施数量存在显著差异,购物、餐饮、休闲娱乐设施的可获得数量高于其他设施,游憩设施平均可获得数量最少。各街道综合设施的可达性与基于熵值法的可达性具有相似的空间格局,多样性会降低或提高街道可达性位序,但对可达性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及空间效应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30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并在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分析了旅游金融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分布形式,呈"N"字型波动特征,旅游金融效率随时间推进而不断提升;空间格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金融效率多为高层级,中心城市邻近地区因受到核心城市涓滴效应而处于较高层级,圈层状结构明显。②旅游金融效率值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且其集聚程度整体上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③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对本地旅游金融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区域旅游金融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效应显著,交通可达性对邻近地区旅游要素的"虹吸"大于"溢出",呈现负向外部经济性。     

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演化特征与旅游业空间重构

基于东北地区2002、2007、2013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多样化指数、等级结构金字塔、品质度、最邻近点指数、点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等数理与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东北地区旅游资源赋存的时空演化状况,研究发现:1从数理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度缓慢提升,同时省际差异较为显著;旅游资源等级体系呈"中间等级数量丰富,低、高端景区缺乏"的纺锤形结构,且伴随旅游景区数量及属性结构比例变化,纺锤形结构呈现"结构破缺—平衡稳定—重心偏离"的演变特征;旅游资源品质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率省际分异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东北地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凝聚型特征,景区省际空间分布演变对东北全局没有必然影响;2002年以来旅游资源集聚热点不断增多,景区分布盲区不断消亡,集聚格局由单核空间扩张向跨行政区重组联动发展;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指数呈下降趋势,景区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弱化,扩散化倾向不断加强。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轴带、旅游产业圈层、旅游产业组团三种模式出发,提出了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空间的重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