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对兰州市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及对策

收入是衡量社会群体分组的重要指标,是对社会分层的最基本变量.低收人群体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概念,即以收入水平分界,以收入排序为标准,界定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及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本文重点以兰州市目前领取失业保险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标准,确定兰州市低收入群体并进行分析和论述.     

社会转型期公众社会焦虑影响机制 及缓解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我国居民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对我国公众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贫富差距较高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社会焦虑水平。伴随着贫富差距问题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显著降低,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则不断提升。     

房价收入比与政策的调整方向

房价收入比是考察居民购房能力的一个通行指标。我国房价收入比的社会差距很大，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是22.69，而是高收入户只有2.45。这种巨大的社会差距，要求我国政府应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不同的住房政策，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利。[编者按]     

公平社会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和谐诸矛盾的关键。因此，改革和创新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动社会和谐的突破口。所以，要实行兼顾两头保效率，带动中间促和谐的收入分配政策；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促进社会收入结构的合理化；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加强转移支付和税收征管的力度，为低收入群体、地区、行业提供有效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

本文借助文献及计量统计工具并回顾知青下乡政策,客观地估计了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1995年和2002年的城镇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显示,知青的平均收入高于同年龄组非知青的收入,这与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会提高预期收入的观点相悖.本文通过回归法和匹配法剥离家庭背景和政策等影响因素后,仍发现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负作用不明显.国家对知青从下乡年份开始计算工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知青群体的收入,使知青的平均收入高于同年龄组的非知青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我国现阶段个人收入总体状况呈现出高、中、低三个层次,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趋势.原因有有序的、无序的和非法的.这就要求政府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合理调节社会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此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为高收入者积累财富的社会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调控机制,扩大中低收入者比重和水平;实施反贫困计划,建立对低收入群体的保护机制.     

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经济学分析

收入与消费理论是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之一,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乘数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在我国当前需求不足,国家正在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时,能否正确认识我国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我国居民依据其收入水平可分为三种类型: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其消费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质量,消费偏好集中于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     

低收入群体福利缺失的衡量方法探讨

低收入群体与贫困联系在一起,进而与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通过确定绝对或相对低收入标准衡量低收入个人和群体的福利缺失程度,采取有效的社会保护干预措施,能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状况.     

履行政府职责合理引流回流农民工

回流农民工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回流农民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因而就必然提出了政府在解决回流农民工群体问题过程中的责任问题.政府在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逐步解决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与合理引流问题,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我国电力普遍服务收入补偿机制研究

我国存在着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在现行的电价水平下，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来保证最基本的用电需求。本文针对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贫困人口，试图构建电力普遍服务的收入补偿模型，为政府提供补贴额度计算的参考依据，并提出政策上的建议。     

个税措施频调 剑指收入分配体制

2009年出台的诸项政策意在完善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监管，而2010年，对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的减轻还将成为政策重点。     

阶梯电价对重庆市城镇居民用电量影响效果

根据重庆市某区域所有城镇居民实际用电量数据,对比阶梯电价对城镇居民不同群体、不同月份用电量变化的影响:温度偏高(27℃)月份影响低收入群体十分明显;温度偏高或偏低(10℃左右)月份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均较明显;对高收入群体同样产生有效影响;极端温度月份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大于对中收入群体的影响。通过阶梯电价实施前后各月用电量的帕累托曲线,对重庆现有电价分档标准进行了分析,建议将7~9月第一档电量上调至300 kWh。     

为构建和谐社会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本文在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群体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认真探究了低收入群体形成的原因及目前的发展状况;深刻地阐述和剖析了当前扶持低收入群体、救助贫困人口的重大现实意义;并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已有缺陷,提出了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以期通过扶持和救助,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缓解各种利益矛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视角下破解中国城镇低收入群体贫困问题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破解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问题关系到中国现行改革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理论,从公共组织的角度探求出能更好地破解城镇低收入群体贫困问题的路径。     

二元结构下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比较了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我国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其中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距全方位扩大,且低分位数上的增速最快,致使2013年其各分位数上的性别工资差距超过城镇职工。其中,低收入城镇职工与中等收入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及其来源具有相似特征。第二,系数效应是造成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两个群体的性别歧视均有所增强。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歧视较大且增速较快。由于低收入群体中性别歧视的快速增长,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遭受性别歧视最严重的群体由2002年的高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和高收入的女性农民工,转变为2013年中等收入的女性农民工和低收入的城镇女性职工。第三,尽管针对中高收入城镇女性职工的市场前歧视和市场歧视均有所弱化,但低收入的城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及其回报率仍低于同类男性,呈现与女性农民工相似的特点。上述结果意味着,城镇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应针对不同群体采用差别化的性别干预政策。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受到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不稳定、公共政策不健全、消费心理障碍等原因的影响，我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存在着消费能力弱、消费增长缓慢、支出波动大、生活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健全公共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环境”等措施，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     

男性、高学历者、年轻人成为我国高收入阶层主体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20多年来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二是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后者的变化既是政策导向的主观结果,也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增加,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对不断减少。因而,收入不断增加的高收入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     

国外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

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它对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考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着重研究了国外在解决低收入阶层社会保障中的政策实践，认为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在解决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具有可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