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则呈现下降的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FDI流入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提出我国引资政策应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增长关系的研究

长期以来,贸易条件被认为是衡量一国获取贸易利益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文章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及单要素贸易条件的涵义出发,进行了贸易奈件和贸易利益的相关关系分析。分析表明,要全面准确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必须把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这几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贸易条件下的静态贸易利益和动态贸易利益现状及制约贸易利益增加的因素。在分析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善我国贸易条件,更多地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措施和建议。     

FDI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外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则呈现下降的趋势。本文主要分析了FDI流入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提出我国引资政策应由“数量”向“质量”转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能全面、准确反映贸易利益的收入贸易条件为着眼点,力图说明FDI对其影响。首先,利用回归方程测算出1985～2008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其次,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利用协整模型对收入贸易条件与FDI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由此得出,长期内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FD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FDI的增长正是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格兰杰原因。     

FDI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SITC五位数分类商品与制造业28个行业的对照表,基于微观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并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从行业层面分析了FDI对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不是所有制造业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都恶化,科技含量较高行业的价格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其次,实证研究证明FDI与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正相关,FDI不是造成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最后,增加制造业各行业的资本和科技投入,实施规模生产是改善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的有效途径。     

我国是否面临“贫困化增长”陷阱

我国贸易条件呈现如下特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收入贸易条件表面上改善,实质上存在恶化的可能,要素贸易条件恶化,因此根据国民福利标准判断,中国面临"贫困化增长"陷阱.     

FDI部门流向、Mazumdar假说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Mazumdar（1996）的观点，贸易增长机制的发生取决于一国的贸易结构：进口资本品出口消费品将降低资本品价格和折旧率，从而加速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围绕这一问题，本文认为．Mazumdar的贸易增长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一国所吸引的FDI的部门流向，FDI流向资本品生产，将减少资本品进口和降低资本品价格并改善一国贸易条件，这时折旧率的降低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Mazumdar假说才得以成立；FDI流向消费品生产，将强化消费品出口并相对恶化一国贸易条件。从而抵消了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带来的好处。运用中国数据和VAR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符合Mazumdar的观点。却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原因之一在于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和加工贸易型机电产品生产，使得FDI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效应大于资本品价格下降效应。     

我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分析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贸易条件对经济发展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贸易条件包括商品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四种.尽管我国的商品价格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趋势,但由于出口量的巨大增长,使我国总体的贸易收入条件还是大大改善了.     

开放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考虑贸易条件变动因素的分解

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建立在封闭经济框架下,主要关注的是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忽略了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事实上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与技术进步类似,都是在资源投入不变的情形下,增加了能够获得的产品。本文应用一个建立在超越对数GDP函数基础上的指数方法,将名义GDP的增长分解为非贸易价格变动效应、贸易条件效应、要素投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并考察了中国1993年至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该期间的名义经济增长的来源为:非贸易价格效应的贡献份额为34.13%,贸易条件效应的贡献份额为-4.50%,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为31.54%,劳动投入的贡献份额为4.40%,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为34.39%。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对外开放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结构、方式、地区分布以及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性质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表现为以互补为主、替代与互补交织的关系。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FDI流入结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随着FDI流入我国规模的扩大,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FDI流入已从高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将FDI流入我国的类型划分为贸易型与非贸易型,从投资商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视角,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不同类型的FDI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地,利用2006-2011年的月度数据对理论模型的观点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均与人民币汇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短期还表现为一定的负相关性。两行业FDI流入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基于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

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实际汇率、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贸易收支在长期内都不同程度地恶化着我国的贸易条件,这其中又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恶化效应最大,但这种恶化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最后基于此分析和全球化的视角得出贸易条件的含义有所转变的结论。     

FDl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影响的统计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加强,国际贸易和FDI作为一个开放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飞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后,FDI流入和国际贸易都增长迅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论文选取中国2002年到2010年的FDI和出口贸易的数据,统计分析FDI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并带动内资出口;并且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提升,外资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促进我国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并带动我国内资自主创新。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1979~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FDI的流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却分别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     

贸易自由化、工业化与企业区位——新经济地理视角中国FDI流入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大量FDI涌入中国.本文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非对称自由资本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初始经济封闭的大国随着产品替代弹性降低、工业产品支出比重增加和贸易自由度变大将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中国1983～2006年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FDI的净流入与中国的工业化、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中国市场的开放、加入W...     

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

文章利用中国服务业FDI数据分析了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技术溢出,进而提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建议。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Evidence at sub-sectoral level for the Asia-Pacific

We take a sectoral level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We disaggregate FDI first by manufacturing versus services, then within services by financial services, trade services, and business services. We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FDI inflows on growth of GDP per capita, then distinguish between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value added per capita. Our data sample comprises 14 Asia Pacific economies for the period 1985–2012 to which we apply a dynamic panel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ion technique. Services FDI as a whole i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GDP growth while manufacturing FDI is found to have no effect. The impetus for growth from services FDI traces to financial services in particular, acting not only directly on service sector output but through manufacturing sector output as well. By contrast, trade services FDI is f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manufacturing output with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ervices output.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trade services may act to expose domestic manufacturers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may also lead to domestic consolidation to take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服务业FDI和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FDI成为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标志性手段,虽然对于FDI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存在一系列争论,但是数据显示FDI对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着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发展。然而伴随着服务业管制放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点已转向服务业。与英美等服务贸易强国相比,我国的服务贸易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目前服务业FDI的流入并没有如同制造业那样带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增加,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