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6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文本挖掘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制造企业的财务绩效,对低成本战略的实施具有正向作用,实施低成本战略同样可以提升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且低成本战略在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财务绩效中起中介作用。因此,企业要依托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业相互融合,优化生产流程,充分发挥低成本战略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基于2 445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服务化水平是促进和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参数.数字化转型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服务化水平,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化水平与企业效益的影响,收集了中国装备制造业2445家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资料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化水平和行业总体效益都逐渐提高,服务化水平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但比较弱.再细分6个分行业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比较分析,发现服务化水平的中介作用在6个分行业里只有部分中介效应甚至无中介效应.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问题值得研究。文章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从个体企业层面,探究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都保持了显著;中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通过改善生产活动,提高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中介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组织管理和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和企业技术水平都显著增强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中介效果。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高10.13%;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数字化的中介促进效果要比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高25.82%。文章提出,在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的过程中,管理者应当重视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保证资源的供给,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崇尚技术、支持变革的氛围;政府则应当在提供财政补贴、政策倾斜的同时,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支持,降低制造业企业获取针对性技术的门槛,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     

新冠疫情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给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为适应时代发展,我国企业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为了更好地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文章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而降低管理成本、融资成本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此外,新冠疫情冲击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影响。     

地区数字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化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文章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地区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数，检验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显示：地区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GTFP；门槛效应检验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高于单一门槛值0.363时，才能发挥对制造业GTFP的促进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GTFP的影响呈现上中下游逐级递减的梯度格局；绿色技术创新在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TFP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地区数字化水平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赋能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转型，提升了地区经济水平。最后，文章提出了包括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视角

数字化转型作为目前企业创新改革的关键突破点,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审计费用之间呈倒“U”形趋势。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非“四大”审计和制造业企业中效果更加显著,对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技术革新、数字能力革新以及数字效益革新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作用较强,而东部地区作用较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能力革新与数字效益革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数字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倒逼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增加居民储蓄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等建议。     

数字化创新准备、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创新已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准备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创新准备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机械式工作单位结构相比，数字化创新准备在有机式工作单位结构中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并且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得到增强，从而能够强化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贸易摩擦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关于外部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数字金融发展、政府扶持政策等正面激励视角,较少有文献从压力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引发的企业转型问题。文章使用2012～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影响企业显著提升了数字化转型水平,这种提升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存在倒逼效应和资源效应,即中美贸易摩擦对有较大竞争压力和更为依赖出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明显,表现为倒逼效应;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对融资约束较低和成熟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作用更明显,表现为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因贸易摩擦引起的信息需求和降低成本需求;同时,数字化转型还能帮助受影响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水平,而对策略性创新没有产生作用。文章研究对中国企业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分层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投入,而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划分,即分别为货币资本层、人力资本层、社会资本层,系统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所涵盖的三个层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层影响着企业创新投入。其中,货币资本层社会责任和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效应,而社会资本层社会责任则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负效应。总体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仍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提升。进一步对变量进行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对于中小规模企业,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的履行是最为重要的,企业员工因素是企业创新投入提升的核心推动力。另外两个层面的社会责任履行,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要弱于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造企业创新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传统DEA模型结果显示，2007-2020年企业创新效率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且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中，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的规模效率仍保持较大优势，但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纯技术效率优势正逐步被替代。（2）似SFA模型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政府支持、行业竞争、教育环境和开放环境等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3）调整后DEA模型结果显示，整体上剔除环境因素后企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创新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技术适应能力等来提升创新效率。（4）Tobit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收益率、负债结构、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持股比例等因素是影响调整后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估体系构建

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汽车制造企业顺应市场发展的重要手段,诸多汽车制造企业对自身数字化转型能力的认知不足导致其数字化转型进程较慢,通过分析不同车企的数字化转型特点,从内、外两个维度对影响其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因素进行研究,明确评价指标,采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发现数字化设备设施及数字技术应用是影响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主要因素,为其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

以2009—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可通过提高企业竞争这一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产业和制造业产融协同集聚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加剧产业内部企业创新竞争，带动区域创新发展，且金融业在创新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指出应鼓励区域企业创新竞争，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