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对环境规制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普通面板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限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质量在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本辖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邻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运用基准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通过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弱于直接效应,技术引进不能成为数字经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已成为促进中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的关键。基于“投入—过程—产出”逻辑,本文从要素投入等八个方面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运用2014—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存在中介效应,尤其是对于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更强。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与调整具有一定的启示。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产业集聚通过促进工业低碳转型,有效推动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合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布在H-H型与H-L型聚集区;劳动力集聚抑制了本地及邻地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而产业密度等指标则具有促进作用,相关结果已通过稳健性检验;产业集聚对制造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如东、中部地区劳动力集聚具有抑制作用,而西部则具有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时间地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在两者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信息化水平能够调节二者的关系;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和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积极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对于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服务业优化升级;技术创新在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了影响机制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碳排放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地区之间应保持紧密的合作，不断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结合基准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当地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下游-上游-中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物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促进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驱动社会生产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推动供需平衡,促进各行业数字化改造,加速产业变革,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表明人力资本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数字化融合赋能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数字化融合实现了制造业网络化和信息化,促进了制造业生产加工过程技术创新。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化融合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融合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影响效应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最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次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最小;制造业研发投入起中介作用,数字化融合可促进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以2013—2020年30个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结构模型对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这个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小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传统服务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如何克服服务业低效率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探讨了“鲍莫尔成本病”现象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服务业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数字拓展型技术可以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且当服务业生产率达到和制造业同一水平时,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增长。实证上,文章测度了2011—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展开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速经济动态循环、知识溢出效应等路径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从而成为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小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自身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可有效克服结构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低效率问题。以上结论在系统GMM方法和“宽带中国”外生冲击检验下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