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基于增值税留抵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社保法定缴费率下调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是确保多层次社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中国的增值税留抵制度和2008～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研究税制扭曲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会显著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率和参保率,期初留抵税款占现金流的比重越高,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越低,而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水平。增值税留抵对企业社保缴费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在社保机构征收和社保收支责任越小的地区越明显。机制分析显示增值税留抵会加大企业现金流压力,促使企业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并通过外购劳务服务和加大商品关联销售降低企业社保实际缴费。本文从税制扭曲的角度为理解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通过优化税制设计提升企业社保遵从和社保基金安全提供政策启示。     

国家治理能力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的主体,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自身治理和体系治理是为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目标而服务的,推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设是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石。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基建民企债务违约

不同于以往从地方政府债务对民企金融资源挤出角度剖析民企违约的原因,本文关注地方政府通过拖欠款项、“民借官用”方式建立的特殊关联,对基建民企违约产生影响。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的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来规范其债务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了政企间的特殊关联。本文以此次改革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改革对于基建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欠款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方债改革有效降低了基建民企违约欠款,侧面反映出改革对控制政府债务风险向微观主体扩张的政策效果。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本文发现：一方面,地方债改革减少了政府对基建民企的欠款,进而从资金来源上缓解了企业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改革也通过减少政府依托基建民企来举借银行贷款的行为,从资金去向上堵住了流失的缺口。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体制的研究与借鉴

美国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体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何界定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设立分工合作、独立运行的行政执行系统两个方面。对完善我国当前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要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研究构建新型的行政执行体系、适当缩小省级政府的规模、适度减少行政层级,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     

“孔雀东南飞”: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动

近年来,各地区不断推出人才政策,城市间“抢人大战”愈演愈烈,力争“孔雀向己飞”。本文基于2006～2018年高校招生分数线数据,结合高校科技统计数据与城市统计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人均GDP显著提高了城市内高校招生分数线,这表明准大学生更倾向于报考经济发达地区的院校。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与各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提高城市吸引力与高校吸引力,进而提升高校招生分数线。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房价、物价上升和交通拥堵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考生的吸引力。这意味着,高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吸引人才,还需提高城市综合吸引力,降低居住成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才流入的良性循环。本文从高考招生与准大学生选择角度入手,对准人才是否存在“孔雀东南飞”现象这一问题予以肯定回答,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提供现实参考。     

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完善的思考

近几年来,从各个方面来说地方政府投融资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管理工具,可方便有效地提供服务与扩大内需,并且推动城市化建设。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全视角的分析并提出了有效完善措施。     

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更好地利用新兴科技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接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相比于技能偏向,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工作任务偏向属性(RBTC)。本文深化了对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制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增值税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优化财政分配格局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究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差异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变化,本文以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调整作为地方财政激励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市县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激励能显著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且这一效应具有持续性特征。对于改革前经济发展不平衡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财政激励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城市,财政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机制证据表明,财政激励通过加强税收竞争和扩大政府投资两种渠道降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激励推进了城市共同富裕发展进程,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改善的主要表现。本文不仅拓展了税收分成的经济效应研究,而且从财政激励角度廓清了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成因和内在机制。本文结论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决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