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来自中国的证据

国际移民网络对于贸易的影响问题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不过目前尚未发现有文献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的关系。本文首先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为基础,分析了国际移民网络影响企业出口集约边际、扩展边际及二元边际比率的理论机制;然后,以中国2000~2013年对34个OECD国家的出口及移民数据为基础,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国际移民网络与贸易二元边际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移民流量与集约边际的出口显著成反向关系,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移民存量对集约边际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扩展边际出口的影响同样不显著;移民流量对于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比率没有显著影响,而移民存量则对二元边际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在理论分析和基本事实描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等9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一国出口企业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扩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出口企业集约边际的扩张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而出口企业扩展边际对产业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推动现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于维持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贸易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5~2011年中国产品出口SITC五位编码数据,测算了二元边际对中国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所有类别产品的出口增长都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并且对其越来越依赖。其中,集约边际贡献最大的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小的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在此基础上,对各类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经济规模越大,无论对于中国出口的现有产品和新产品都有更多的需求,但对于前者需求强度更大;同时,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各类出口产品都更趋向于单一化而不是多样化。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理论及来自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纳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首先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1995~2014年中国对全球贸易伙伴的出口贸易数据,将中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不确定。上述发现在替换计量回归方法以及划分子样本估计等情形下均是稳健的。本文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为思考如何应对内部的不确定性风险以确保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议题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因素分析

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出发,利用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各类因素在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固定成本既不利于集约边际也不利于扩展边际的扩张,可变成本的上升仅对集约边际产生影响,市场规模则有利于中国水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另外,进口程序复杂化、汇率制度改革和出口目的地非关税壁垒措施的采取对中国水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各组成部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汇率带来的影响则较弱.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出口?——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以关税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研究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促进了高技术企业参与出口以及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但对出口集约边际起到抑制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外资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此外,进一步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高技术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出口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经贸环境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政府规制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对2001—2012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HS?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计算2001—2012年中国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并进一步分析相对出口规制程度、相对产量与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对稀土产品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相对产量对二元边际有负面影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随着稀土产品出口规制政策的逐步弱化,应加强对稀土产业的生产规制,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转变;并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促进稀土产业的良性扩张。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应用Hummels和Klenow(2005)的二元边际分解方法考察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情况,得出近年来文化产品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集约边际,而扩展边际的贡献率低。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研究结果显示,价格边际与数量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了我国文化产品已从传统产品的"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在各类文化产品中,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劳动力优势相结合的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品对文化产品出口的贡献最大,而具备我国文化特色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对出口的贡献率最低,最能代表国家软实力的书籍和报刊虽然对出口贡献有一定提升,但总体数量过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较低。     

基于企业视角的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再测算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作者借鉴Bernard方法从企业层面对中国出口贸易二元边际分解,并将扩展边际分解为企业数量、产品种类和贸易密度三个部分。根据分解结果,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贸易贡献最大,而扩展边际中,企业数量的贡献要显著高于产品种类,这就为提高出口扩展边际提供了新途径。在对企业数量的进一步分析中,新出口企业的存活率非常低,只有近20%的企业能够存活六年以上。对比分析新出口企业对出口企业数量和出口额的贡献,发现新出口企业对出口企业数量的贡献基本维持在60%以上,而其对我国出口贸易出口额的贡献仅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我国新出口企业出口规模都比较小。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一套指标体系,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除进行总量分析外,本文还分别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和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类,详细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各类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口岸与物流效率和海关与边境管理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促进作用显著,表明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中日双边贸易前景预测

利用2014—2018年HS-6分位贸易数据,计算中日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实证研究关税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以此预测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中日双边贸易前景。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中日双边贸易增长均主要依靠广延边际扩张,但2016年后双边出口二元边际及比重波动下降;二是以关税优惠为代表的中日韩FTA对中日双边出口均有利,将提升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即贸易规模与扩大日本出口广延边际即贸易产品种类,且对日本出口更为有利;三是FTA对中日制造业双边出口的影响与总体一致,补偿式技术创新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中较为明显;四是FTA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对日本出口均有集约边际的贸易效应,其中将给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巨大潜力,对日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中国出口有广延边际的贸易效应,对日本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有负向冲击。     

出口退税、贸易方式与企业出口行为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若出口退税率降低,出口市场中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和出口数量均会较少,而且一般贸易减少得更多。将2004年1月1日我国下调部分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这一事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使用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显著地减少了产品的出口数量,这种抑制作用对一般贸易影响更大,而对进料加工贸易和来料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出口退税对出口的调控作用主要通过对一般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来实现;降低出口退税率对私营企业、贸易中间商以及低效率企业一般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降低出口退税率将使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金额下降。应有步骤、合理地确定出口退税的产品范围和退税率,对不同贸易方式的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并实施更加中性的出口退税政策。     

我国出口企业集聚与贸易二元扩张

基于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口贸易二元扩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异质性理论对微观企业二元边际的分解模式,创新性地将企业集聚因素纳入基础模型;运用30个制造业出口企业1999～2007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出口企业不同集聚形式(专业化和多样化)对贸易二元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集聚总体上有利于贸易二元扩张,而集聚专业化经济具有促进内延边际扩张的作用,多样化经济则更加促进外延边际扩张;同时还发现内资出口企业集聚促进外延边际扩张,而外资出口企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内延边际扩张。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应加强对出口集聚区的产业引导,发挥集聚经济的地方特色,通过专业化经济和多元化经济的双重"集聚优势"来赢得我国出口二元边际扩张的双重"贸易优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 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借鉴Hummels和Klenow的三元边际分析框架,采用2000～2016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主要来源于出口农产品数量边际变动,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不同时期,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对中国出口东南亚不同国家农产品贸易波动的贡献存在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收入水平、生产效率、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是影响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由此提出了加大新产品引进和开发力度,提高出口农产品附加值,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建议。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边际与贸易条件——基于中国1996—2009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测度了1996-2009年中国制造行业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与三组"精确贸易条件",从产品种类变化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微观结构,更精确地反映真实贸易条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对精确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1)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有积极作用,深度边际则反之。(2)广度边际对"低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大,对"高出口替代弹性"产品的贸易条件改善效应最小。(3)在中高技术行业,广度边际对贸易条件改善的正面影响大于中低技术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