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及展望

目前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环境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以一个国家或地区总的外商直接投资或一个国家某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负的外部性,即外商直接投资恶化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外部性,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本文以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为基础综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政策拉动到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的前续研究主要围绕着怎样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入及其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投资环境属于市场因素。文章以绍兴市外商直接投资实践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市场因素与政策因素相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驱动了中国OFDI的增长吗——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与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显著负相关。基于投资风险规避和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较为稳定、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活动。为了有效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避险型投资项目的监测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提升国内的制度环境质量和经济政策稳定性,促使企业能够专注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对外投资项目。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本文利用国际非盈利组织GRAIN的土地投资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土地行为成败的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土地投资交易的成功率,两国政府间的土地投资协议有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土地投资,并且在制度环境质量好的东道国表现更为显著。"中国因素"不利于我国投资者进行海外土地投资,并且"中国因素"与土地面积耦合在一起影响土地投资成功率,土地面积越大,投资越难成功。此外,东道国人均GDP、外资开放度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殖民关系、行政距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成功率显著负相关。投资土地的面积与成功率呈现"U"型曲线,海外收购经验有利于投资成功,但投资多元化、土地用途、进入模式和未来投资计划对外商直接土地投资成功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制度环境选择投资区位、建立与东道国双边联系机制、重视媒体作用、加强文化传播、广泛吸取海外投资经验、合理规划土地投资面积有利于我国海外土地投资。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制度因素与FDI关系研究的理论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国家间或地区间增长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的投资环境和＂潜在增长能力＂的差异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区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含的所有内容都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也是一国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我国要顺应跨国公司以独资方式进行战略性系统投资的新趋势,认识企业经营策略的变革动向,努力提升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并审时度势地调整自身的促进政策。同时,引导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国企改制以及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深化等,以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     

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72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方面研究了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较大盲目性。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稳定增长——基于各地区面板数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会引起东道国出口增长的变化,进而影响东道国出口的稳定增长。通过采用1986—2010年我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对于全国还是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均存在协整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均是出口贸易的长期Granger原因。但在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出口的影响比较明显,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自然环境破坏——基于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着东道国的自然环境。为了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自然环境的影响,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构造了涵盖56个国家2000年至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对东道国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明显。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应谨慎考虑其对本国自然环境的影响,注重对本国自然环境的保护。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分析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实现的关键;文章论述了技术外溢的产生途径;对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因素:人力资本、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有正向作用,而对外贸易和初中、小学的人力资本尚未构成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