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环境治理与贸易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文章利用2000～200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以“十一五”COD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事件分析法识别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从“量”和“质”上均促进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基准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成本和提升技术水平两条渠道促进出口企业贸易方式转型;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企业、加工贸易转型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贸易方式转型的效应更强。文章研究结论为加快对外贸易转型提供了新思路,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绿色信贷对上市公司绿色转型影响研究——基于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为代理变量来探究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即企业将绿色信贷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环境治理来提升环境责任评分，并经过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研究发现：非公有制企业在绿色信贷支持下有更加积极的绿色转型倾向，在东部地区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体现更加明显。由此，对“双碳”背景重污染行业绿色发展起到理论支撑作用，亦为绿色信贷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吗?

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能否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企业环境绩效为研究视角，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环境监督和优化企业环境沟通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当环境规制强度较高、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拓宽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视角，对于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能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

深入剖析能源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对破解能源危机和“不可能三角”难题、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促进要素流动、助力降本增效减污、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等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能源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贸易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能源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并运用中介和调节效应分别从贸易开放度、营商环境和政府数字关注度等角度对能源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贸易竞争力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第一，能源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出口贸易竞争力，但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能源数字化转型基础和转型规模能提高出口贸易竞争力，转型潜力在前期对出口贸易竞争力有一定抑制作用；第三，贸易开放度对能源数字化转型影响出口贸易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营商环境和政府数字关注度能调节能源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此，重视能源数字化转型中的数据融通、技术创新和人才培育，通过改善产品结构、优化营商环境、配套政策支持，将更好地提升我国出口贸易竞争力。     

贸易便利化与企业供应链安全——基于多元化和本土化视角

本文探究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促进企业供应链多元化和本土化提升企业供应链安全水平。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进口成本显著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多元化水平；其对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存在“U”型影响，即当贸易便利化水平较低时，其通过增加中间品进口种类提高了企业供应链的对外依赖度，但从长期来看，贸易便利化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提升了企业供应链的本土化程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此外，企业所在地区的产业集聚程度以及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会对贸易便利化与企业供应链安全的关系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认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保障企业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念我国经济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促进我国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对实现我国经济的“中国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贸易的增长方式展开讨论，首先明晰了我国经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和意义，对我国传统经济建设中制约增长方式转化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最后提出了加强外贸企业改革、提高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档次以及改善投入产出结构等方式，最终实现我国经济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与改变。     

环境执法监督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吗？

中央对地方的环境执法监督是中国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事件出发，以合法性理论和震慑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显著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即与未被环保约谈地区企业相比，环保约谈显著地促进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发生在被环保约谈的下一年。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渠道探索后发现，环境执法监督通过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保处罚力度，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执法监督的长期经济后果，为完善中国生态环境督察体系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双碳”目标下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财务绩效评价探究——以金风科技为例

当前,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风电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风电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文章以金风科技为例,从财务视角与非财务视角探究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财务绩效变化情况,研究结果体现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通过对“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以期为利用数字化转型推动风电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如何影响贸易方式转型——基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证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如何影响当前我国贸易方式的转型,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文章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基于近期发展的"反事实"分析法测算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不同贸易方式的处理效应,并从政策角度阐释了对贸易方式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使一般贸易比重提升了5.99%,而加工贸易比重则被拉低了10.85%,可见其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且此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中国通过推行降低外资准入标准、选择性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快了当前贸易方式转型的进程,促进了一般贸易和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反映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试验的优惠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贸易方式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与日韩贸易制衡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进出口贸易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动力，同时各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应比重能够体现出其在国家的地位，反映出很多国家经济、贸易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研究中国与日韩贸易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本文主要采用的是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通过搜集中日贸易数据和中韩贸易数据对中国与日韩贸易制衡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不能实现通过发展中韩贸易来制衡中日贸易的战略。在长期内，中国从韩国进口增加将会抑制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发展，提升韩国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对地位。     

研发选择、市场拓展与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转型策略选择与绩效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研究不同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强度对企业研发选择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不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中,一般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混合贸易企业选择研发的概率高于加工贸易企业。研究还发现,研发在短期内并不能促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原因是研发存在滞后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生产率提升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无论哪种类型出口企业,低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出口强度;高出口强度企业拓展国内市场,降低出口强度都将提高研发概率与绩效。这表明,出口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积极拓展市场范围,充分发挥市场拓展与研发的协同效应,实现转型升级。     

上海对外贸易转型与升级的思考及对策研究

在全球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各国贸易摩擦不断。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口岸城市,如何促进上海贸易健康的发展,提升上海市外贸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促进贸易的转型与升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结合上海在“十一五”期间外贸走势情况简要分析的基础之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广东外贸转型升级——中国外经贸顺势转型

近年,广东都在积极探索外经贸转型升级。在去年5月19日,广东省政府就在东莞市召开“促进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座谈会”。会上强调,各市要认真学习借鉴东莞市的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加工贸易内销,引导加工贸易由“大进大出”转为“进出结合”,引导企业从单一的国外市场转化为开拓国外,国内两个市场,促进我省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为广东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今年春节后,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团长的广东省党政代表团赴华东“二省一市”考察后,提出以世界眼光科学谋划广东发展战略定位,将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的低端环节有序地转移出去,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其他省份提供服务,从而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配置发展资源,提升广东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把广东打造成面向世界、服务港澳、服务泛珠、服务中国的区域中心。 当前,广东外经贸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战略转型已刻不容缓。梁耀文厅长提出从六大方面入手,加快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即：1．贸易发展模式：加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2．制成品出口：加快以低端为主体向以中高端为主体转型;3．加工贸易：加快从传统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4．贸易政策导向：加快从以出口为主向贸易平衡转型;5．贸易产业结构：加快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6．投资走向：加快从单向“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型。 有业内人士认为,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难度很大,需要各级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上下联动．相互促进,才能成功。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并且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二者之间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企与非国企、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对绿色创新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国企与非一线城市中,绿色管理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在一线城市中,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